“溫情”溫濟澤

    懷人篇

    作者：徐慶全

    歲月匆匆。若不是有人提醒，我可能根本就想不起來，2014年是溫濟澤誕辰100周年的紀念日，也是他去世15周年的日子。

    熟知溫濟澤的人知道，在晚年，他所做的一項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以紀念日——或誕辰日或祭日——做好對一些曆史人物或者事件的重要的紀念活動，並通過這樣的活動來反思曆史、推動對曆史問題的撥亂反正。可是，在他老人家百年誕辰和15周年祭日來臨之際，我居然需要別人提醒，實在是愧對老人的在天之靈。

    急就這篇小文，願能化作一縷馨香，祭奠這位可親、可敬的老人的英靈。

    溫濟澤與《炎黃春秋》

    在提筆寫這篇文章的時候，腦子飄來溫老最真切的印象是什？是他笑眯眯地提醒我們或者對我說：明年是×××的紀念日，你要早點組稿；或者，明年是××事件多少周年，你要盡早動手，組紀念性的文章。這樣的開場白後，他就會細聲慢語地闡述紀念×××人或××事件的重要性，曆史的、現實的重要意義等等。

    說這話的時候，溫老的正式身份是《炎黃春秋》雜誌的“特邀編委”。其實，當時《炎黃春秋》有“顧問”七八位，“特邀編委”十八九位，好像隻有溫老對這份雜誌格外地盡心——他也是我到雜誌社後見到的第一位特邀編委。這是1994年春天，我剛到雜誌工作不久就留下的印象。

    慢慢地我才知道，相比其他的“顧問”或者“特邀編委”來說，溫老與《炎黃春秋》有著更密切的關係，他為這份雜誌的誕生出了很大的力。

    1981年，溫老受時任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主任胡喬木的委托，開始編輯多卷本的《革命烈士傳》。負責這個規模浩大工程的溫老，其實房無一間（沒有辦公室）、地無一壟（沒有任何經費），召集了一撥離退休人員作為“誌願者”，新華社國內部原來的主任、在延安和溫老就熟悉的方實老就是誌願者。在編輯《革命烈士傳》的同時，溫老又創辦了雙月刊《中華英烈》，以紀念那些不能入烈士傳的重要曆史人物。1989年下半年，刊物進行整頓，這份頗受讀者歡迎的《中華英烈》竟找不到掛靠單位，麵臨被停刊的危險。溫老積極活動，希望將這份刊物保留下來。第二年，他得知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正在籌備，需要辦一份會刊。而負責此事的是剛從新聞出版署署長位子上退下來的杜導正。杜老曾任新華社黨組成員兼國內部主任，方實是他的同事和老朋友，這條線就連上了，於是《中華英烈》的刊號得以保留，刊物更名為《炎黃春秋》，作為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的會刊。這樣，溫老既擔任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的副會長，又成為《炎黃春秋》的特邀編委。

    因為這樣的關係，在我的感覺中，溫老就是《炎黃春秋》雜誌社的在職人員。我至今還記得，我們好幾次編輯部工作會議就是在溫老家中召開的；還有，我們遇到一些需要商量的事情，溫老也經常出麵幫我們邀請一些人，在他家開會商量。我是小字輩，經常做些記錄的工作。溫老說話條理清晰，話音不高，透著一種儒雅；他不偏激，很理性。有時候雜誌遇到一些溝溝坎坎的時候，有的編委會慷慨激昂，但溫老不，他依然是細聲慢語，拿出理性的建議，指導我們渡過難關。

    溫老是我們的好作者。從《炎黃春秋》創刊，溫老的文章就在這發表。我前麵說過，溫老習慣在紀念日上做文章。記得1994年7、8月份，溫老特意讓我到他家去一趟，說他給編輯部寫了一封信，提出了一些建議。溫老在信中係統地強調要抓住“紀念日”來組稿，他說：

    《炎黃春秋》介紹過曆史上不少重大事件和著名人物，在重大事件逢五逢十周年和著名人物誕辰或祭日逢五逢十周年還發表紀念性文章，如今年第3期《甲申三百五十年》、第9期《揭開甲午曆史的黑匣子》等，都很受讀者歡迎。明年（1995年）的曆史重大事件有：甲午戰後簽訂《馬關條約》一百周年（4月17日）、五卅運動七十周年、抗日戰爭勝利五十周年等；著名人物紀念有：孫中山逝世七十周年（3月12日），瞿秋白就義六十周年（6月18日）、方誌敏就義六十周年（8月6日）、秋瑾誕辰一百二十周年（11月8日）等。建議盡早作出規劃，能有充分時間進行組稿等工作，以利於提高宣傳質量……

    溫老自己也這樣做。如果一個重要曆史人物或者事件的紀念日與他有點關係，他都要寫文章來紀念。他在《炎黃春秋》發表的文章大多是這樣寫出來的，像瞿秋白、方誌敏、艾思奇、周揚等人，或是誕辰或是去世的紀念日，溫老都有紀念文章在《炎黃春秋》發表。

    溫老寫紀念文章，既是寫出對那一段曆史的反思，也是對他所熟知的曆史人物或者事件的紀念，當然是好心幹好事了。不過，有時候好心不一定會被別人理解，往往還會沾上一點事來。

    1996年，是著名哲學家艾思奇逝世30周年的紀念日。溫老特意撰文《我所認識的艾思奇——紀念艾思奇逝世30周年》，刊登在《炎黃春秋》第3期上。溫老文章中涉及到了中央黨校艾思奇和楊獻珍等一些往事，引起了楊獻珍家人的不滿，並對我們提出抗議。我去找溫老報告。溫老說，他寫的都是事實。這樣，我在前去與楊的家人交涉的過程中，多少心有些底，加之年輕氣盛，好像說了一些很不客氣的話。我回來向溫老報告後，溫老語重心長地說，當年，楊獻珍也受到迫害，命途多舛，受了很多苦。應當說，艾思奇與楊獻珍的恩恩怨怨，說到底還是極“左”路線引起的，他們兩人都是了不起的人物。我們現在不能算個人的賬，而是要從曆史中總結教訓。對曆史上的人物或者事件，要知人論世，論世知人，這樣才不容易偏頗。

    出了溫老家門一琢磨，才感覺到溫老是以這樣的口氣來批評我對楊獻珍家人的態度。後來，溫老借著一篇文章的機會，特意“拐了個彎”，對楊獻珍的案子做了一個“知人論世、論世知人”般的說明，以平息他家人的不滿。

    溫老把文章送到雜誌社，特意對我說了“拐這個彎”的良苦用心。我當時就脫口而出：溫老您真是一個好人啊！

    “溫情”讓自己成了右派

    溫老這個“好人”，恐怕是有口皆碑的。在他去世後編輯出版的《懷念溫濟澤》一書中，不少人都這樣說過。溫老為什好，我看，是他身上有一種溫情。溫老獲得“溫情”這樣的評價也很早，在1942年的延安整風期間，關乎那個著名的“王實味案件”，案件發明人是康生。

    1942年，溫老和王實味同在中央研究院。王實味因為寫了雜文《野百合花》等，在整風中的態度很抵觸，很個性的那種，受到批判鬥爭。

    溫濟澤是臨時被調到院黨委搞整風工作的。他到黨委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設計和油印一個調查表，調查全院研究人員中有多少人同意或者部分同意王實味言論的。調查結果顯示，這部分人占到89%。據此，他建議中央研究院負責人，對待王實味的問題一定要把思想教育工作做得細致一些。但是黨委並不這樣看，而是認為王實味的錯誤很嚴重，並要求溫老在會上發言說明王實味的錯誤與其他同誌是不同的。溫老沒有同意。溫老在敘述這段曆史時曾說：那時，康生是中央直屬機關總學習委員會副主任，這個意見就是從他那兒來的。可是，我認為，王實味的問題沒有那嚴重，所以才找借口拒絕發言。

    溫老說：當年，在對待王實味的問題上，我的基本看法是：第一，開始批判王實味的時候，我認為他是思想問題，沒有把他看成政治問題。第二，王實味的托派問題，是他自己早已交待的。他與托派已脫離了關係。這是曆史上的問題，把他當作現行問題來處理，值得研究。第三，王實味是一個人的問題，還是有一個集團。當時把王實味與潘芳、宗錚、王、成全打成“五人反黨集團”，我是懷疑的。第四，後來由於康生說王是“托派分子”、“國民黨特務”，按照個人服從組織的原則，我相信了康生的話。

    當年，溫老曾私下找王實味談過幾次話。他希望王實味認識錯誤，誠懇地做個檢查，不要與大夥對立。王實味後來哭著對溫濟澤說：“像你這樣說服我，我願意檢查；但有些人說我是‘托派’、‘反黨’，說我是‘敵人’，我實在受不了，太冤枉了！”

    溫濟澤在向院黨委書記匯報時說：“對王實味的問題，應該作為思想問題批評，不要把思想問題升級為政治問題和反黨問題。”第二天，院黨委書記對溫濟澤說：“你的意見，我向康生匯報了。他批評了我們，還批評你有溫情主義。”

    當年被康生認為有“溫情主義”，可不是小事。為此，溫老曾寫過一篇《談溫情主義》的文章，發表在延安《解放日報》1943年4月6日的第4版上，表明經過整風和反王實味鬥爭，認識了自己的錯誤。經過幾十年，溫老晚年又盡全力為王實味冤案平反奔波，那篇文章實際上是他的“違心”之作。

    不過，溫老檢討了自己的“溫情”，“溫情”並不因為他檢討了就從他身上離開。1957年反右派運動時，這種“溫情”又在他身上顯現了。相比1942年的那次“溫情”，這次“溫情”讓他成為一名大右派。

    反右運動開始時，溫濟澤時任中央廣播事業局副局長並分管對外廣播工作。當時，按照中央部署，每個單位要按比例劃右派。溫老後來回憶說：黨委辦公室的同誌給了我一個通知，說你這個地方要打出十幾個右派。我說打右派也要規定數目嗎？那個同誌就說是上麵這樣定的。我說我不管是上麵定的也好，還是誰定的，我不同意這樣做。那個同誌就進一步解釋，他說，你這有二百多人，按比例是要打出十幾個，粗算一下，大概打出十五個，上麵就很滿意了。我說，我按照標準來嚴格審查，有多少右派我就定多少。如果符合標準，我絕不放鬆一個；如果沒有，我也絕不硬打一個，這就是我的意見。黨委辦公室的那個同誌也是從延安出來的，我說，咱們可不要忘記延安那個“搶救運動”的教訓。當時在清涼山，《解放日報》和新華社這兩個單位是知識分子集中的地方，錯打了多少好同誌，都打成特務，這個慘痛的教訓不能忘記。我說，延安那個時候我們還不是一個執政黨，但是我們現在變成執政黨了，全國再搞一次這樣的運動就大傷元氣了。我的這些意見被匯報上去，上麵就對我有一種特殊看法了。這個我也知道，但我不能昧著良心幹事情，黨性中也包含有良心，人性是黨性的基礎，人性黨性不是對立的。

    與此同時，溫老對中宣部副部長周揚在文藝界一次座談上的發言談了自己的看法，也被歸為一條罪狀。周揚在講話中說，百花齊放，香花和毒草在分辨不清的時候，可以讓它們先放出來，讓大家來分辨。如果是毒草再把它鋤掉，還可以肥田。溫老認為這個說法不適合對外廣播工作，因為外國聽眾這次聽了下次就不一定聽了，怎去除毒草的影響呢？他就在中聯部召開的工作例會上提了出來並得到了肯定。這件事傳到了周揚那，當時也算是身居高位的周揚自然不快，但他並沒有直接找到溫濟澤來交流意見，而是打電話給當時的廣播局局長兼黨組書記梅益，梅益就開始追查此事並安排人“背靠背”地整溫老的材料，後來這些材料成為1958年上半年批判溫老時的重要“證據”。溫老被打成右派最關鍵的，還是到了反右鬥爭的整改階段，溫老不同意梅益提出的建立一個對內、對外廣播統一發稿的編輯部的意見，並再三詳細陳述了理由——對外廣播與對內廣播有對象、任務、內容、方式方法的四點不同。就因為溫老堅持這些符合對外廣播客觀實際及其發展規律的主張，他最終被說成是進行了“有綱領、有組織、有計劃、長期堅持的”“反黨活動”。在反右鬥爭基本結束11個月之後，他在中央司局級幹部“反右補課”時被打成了右派，並“揪出”了一個以他為首的“反黨小集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