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視日本“核密室”三部曲

    中國周邊

    作者：金嬴

    2014年1月底，一則新聞震驚國際輿論：美國催日本歸還超過300公斤的武器級。據報道，這批高濃度，是冷戰時期美國交給日本用於“科學研究”的，可製造40至50枚核彈。一時間世界媒體紛紛猜測美日之間的核交往到底是怎回事。日本政治向來以“密室”特征聞名於世，其核政策更是如此。借著這次日本被美國老大哥在不期然之間爆出的“核密室”，我們可以透視一下日本核政策背後疑雲密布的“三部曲”，對日本的核武潛力給予應有的關注。

    相互利用 日美兩國各有所圖

    20世紀50年代，是日本核政策三部曲的第一樂章。其主旋律基本上由兩個等式構成：一是核武產能的轉移等於核能的和平利用，借此既能發財又可平息民眾對核武的恐懼（這個等式來自美國）；二是核能的和平利用等於發展核武的潛力，最後等於擁有核武器（這個等式來自日本）。

    美國的等式基於兩點。一方麵是意識形態的考慮，要在冷戰中搶占道義製高點。蘇聯分別於1949年、1953年擁有原子彈和氫彈後，美國的核壟斷被打破了。1953年12月，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率先提出“和平利用核能”概念，打出“和平牌”，從道義上將了蘇聯人的軍，並借以洗白自身在實戰中使用過原子彈的“原罪”。另一方麵，則是產業利益的強勁推動。美國為在核軍備競賽中壓過對手，以改進核武器打擊能力為目標，核技術及生產能力不斷提高，產出的核原料大大超出裝備核彈頭的需要，因此必須開拓市場，把越來越多的剩餘“核產能”賣出去，這就要用“和平利用核能”開路，兜售核電設備及相關技術。這種情況下，美國首先想到了日本。

    日本對美國拋來的這個“橄欖枝”反應迅速而熱烈，幾乎是一拍即合。因為此時在許多日本政客內心深處，正算計著另外一個等式，那就是可以把核電與核武劃上等號，通過發展核電逐步建立日本的核武潛力，進而擁有自己的核武器。所以，一批當時日本的頭麵人物，包括中曾根康弘、讀賣新聞社時任社長正力鬆太郎、經濟界的蘆原義重和木川田一隆等這個後來被稱做日本“核能男爵”的群體，對美國“和平利用核能”的號召立即起而響應。

    1954年11月，日本首相吉田茂訪問美國，在與艾森豪威爾的共同聲明中，把和平利用核能推向“將為日本和世界創造巨大價值”的高度。一年後，日美簽訂了在研究領域開展合作的日美原子能協定。1955年5月，在正力鬆太郎的運籌下，美國“和平核能使節團”訪日，《讀賣新聞》、NHK等日本主流媒體展開了令人驚歎的“華麗宣傳”，掀起了“和平利用核能”的輿論高潮。同年11月，美日又在東京共同舉辦“和平利用核能博覽會”，六周內共吸引35萬觀眾，隨後還在日本各地巡展。經過這番聲勢浩大的洗禮，很多日本人似乎放下了廣島、長崎的苦難糾結，就連廣島原子彈災難資料館也開始大麵積展示“和平利用核能”的光明前景。一夜之間，日本要邁向核能社會的觀念顯得深入人心。

    但就在“和平利用核能”秀透日本的時候，“密室”中的核政策卻完全是另一個方向。1954年3月，中曾根等議員向國會提交了原子能研究開發預算，金額達2.35億日元，以建造核反應堆為惟一目標。這項議案對“和平利用核能”隻字未提，卻在日本國會沒有任何爭議地獲得通過，這不能不令人吃驚。據現已披露的資料顯示，在眾議院對此項預算議案的說明中，“一開始即從當前的軍事狀況談起，稱有必要將核能預算提上議程，以了解核武器，並掌握使用它的能力”。由此可見，日本發展核能的邏輯起點就是：為了未來的核武裝，必須引入和建設核反應堆。

    就這樣，一個是從原子彈到推廣核能發電，一個是從引進核能發電到要有自己的核武器，美日雙方用各自算盤撥弄出來的兩個等式，在“和平利用核能”的旗號下找到了最大公約數，開始了“核合作”。美國要借“和平利用核能”在日本消解民眾的反核反美情緒，同時消化自己過剩的核產能，但“底牌”是不許日本獨立擁有核武器。日本右翼則從廣島、長崎災難中悟出了相反的道理，既然“美國的世紀等於原子彈的世紀”，那日本也要順勢而為，以美國提出的“和平利用核能”為契機，繼續其明治以來的軍國主義傳統，通過建立核能體係，一步步積累核武潛力，最終實現突破，擁有自己的核武器。

    瞞天過海 日本核能力高速發展

    日本核政策三部曲的第二樂章，始於上世紀60年代，直到三年前的福島核事故才告一段落。這是日本核能力高歌猛進的時期，其核政策也在這個階段從“密室”中炮製成熟，形成了體係。

    日本的核電站，差不多是與上世紀60年代美國的商業核電產業同步發展起來的。1966年東海村第一號反應堆的啟動拉開了日本核電產業的序幕，70年代已發展成為國家的支柱產業，其發展速度快得幾乎停不下腳步：70年代建成20台機組，80年代建成16台機組，90年代建成15台機組，新世紀以來建成5台機組。五十多年來始終直線上升，以每年平均新增150萬千瓦發電能力的步伐快速成長。而在這個過程中，日本的核電始終與核武相連。

    1960年，日本首相岸信介（現首相安倍的外祖父）通過修訂日美安保條約，使日本倒向美國的全球霸權戰略體係。岸信介將修改和平憲法奉為其“政治使命”，也因此成為第一個提出可保有用於自衛的核武器這種“憲法解釋”的首相，這一立場被此後自民黨政權所繼承。因此，雖然岸信介後來由於“安保運動”被迫下台，但他主張擁核的政治遺產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尤其是其胞弟佐藤榮作上台後，首次明確地將核電體製與“國家安全保障”直接掛鉤，提出“為了維持國家安全保障的基礎，在國內必須保持先進的核技術和核產業的方針”。這意味著日本暫不保有核武裝，但要奉行足以實現核武裝的技術及產業潛在能力的方針。

    佐藤在位的時間是1964到1972年。他確立的“保障國家安全的原子能”政策，由此後的日本曆屆政府一以貫之，以至於日本必須保持先進的核技術和核產業的“保障國家安全”的思想，被日本政界稱為“不言自明的公理”，也成為日本國防安全政策中最主要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