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烏克蘭人”與烏克蘭政治危機

    世界態勢

    作者：張弘

    自去年11月烏克蘭決定暫停與歐盟簽署“聯係國地位協定”以來，在基輔獨立廣場的示威活動已經持續了三個月。今年1月19日，基輔曾發生反政府騷亂，但規模和激烈程度遠不如2月的這一次。2月16日，烏克蘭反政府抗議者撤離了他們占領的基輔市政府大樓和幾個州政府辦公樓，烏總檢察院隨後宣布，議會通過的大赦法2月17日起生效，不再追究鬧事者的刑事責任。就在局勢出現轉機時，2月18日，基輔再次發生了嚴重騷亂。反對黨的抗議活動也由最初的和平示威演化為一些極端主義者開始包圍和衝擊政府的暴力騷亂，烏克蘭衛生部2月20日的統計數字稱，18日以來的衝突已造成75人死亡、數百人受傷。發生在烏克蘭的政治騷亂不僅是大國在烏克蘭的地緣政治競爭，同時更反映出烏克蘭社會內部發生的深刻分裂，正如英國《每日電訊報》所形容的——烏克蘭正在被撕裂。

    “新烏克蘭人”的參與：政治危機的

    一大特點

    烏克蘭獨立20餘年來，多元政治製度不僅培養出了政治精英，也培育了公民的政治參與意識，公民對於政治的認知水平發生了巨大變化。“新烏克蘭人”的出現與參與是此次政治危機的一大特點。社會轉型不僅是政治製度的轉變，也是公民在國家政治生活中角色的變化。每一次政治危機不僅是政治精英的表演，也是公民參與政治活動、表達政治訴求的舞台。

    目前在基輔獨立廣場示威的人群構成十分複雜，其中既有傳統的親西方派，主要是最大的反對派“祖國聯盟黨”的支持者們，他們不僅主張加入歐盟，而且還借此機會向政府施壓，以求前總統季莫申科得以被早日釋放；同時，也有一部分是被稱為“新烏克蘭人”的龐大群體，他們甚至是廣場示威的主力。“新烏克蘭人”出生在蘇聯解體之後，對共同的蘇聯曆史缺少記憶和情感，民族主義情緒十分高漲，立場鮮明地倒向歐盟，反對俄羅斯幹涉烏克蘭的政治進程。此外，示威群眾中還摻雜著一部分極端民族主義和右翼民粹主義力量，如前世界拳王克琴科領導的烏克蘭“打擊黨”和季亞尼博科領導的“自由黨”。由於秉持極端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的政治主張，他們在上次議會選舉中獲得的支持率並不高，因而他們轉向熱衷於街頭政治，希望通過此輪示威活動把自身塑造為烏克蘭反對派的新領袖，從而取代前總統季莫申科。

    “去俄羅斯化”之後的“新烏克蘭人”

    “新烏克蘭人”並不是一個地域性、民族性的政治概念，而是特指蘇聯解體後成長起來的新一代烏克蘭人。他們對社會現狀不滿，具有全新的曆史觀和價值觀，認同歐洲政治民主體製，政治參與積極性較高，希望通過參與政治活動改變國家現狀。

    “新烏克蘭人”對本國的曆史文化有著獨立的認識。蘇聯解體後，烏克蘭教育體係迅速呈現出“去俄羅斯化”的趨勢，烏克蘭中學曆史教科書注重突出本國曆史的內容比重。特別是在“顏色革命”之後，烏克蘭曆史教科書對20世紀曆史中的幾個重大曆史問題進行了修訂。新版本的中學曆史課本用大量篇幅詳細介紹了上世紀蘇共政權所進行的“政治迫害和鎮壓”、烏克蘭“民族起義軍”和“持不同政見運動”反抗蘇共統治的曆史，及1932年1933年烏克蘭大饑荒的情況。烏克蘭教育部門表示，通過實施新的曆史教學計劃，希望烏克蘭的孩子們能夠詳細了解蘇聯政權針對烏克蘭人進行的“民族滅絕的犯罪行為”，以及烏克蘭“民族解放運動”反抗蘇共“極權製度”的曆史。在獨立之後進入學校學習的烏克蘭人，對於本國曆史及俄羅斯在烏克蘭曆史中的作用有著與之前截然不同的認識。提倡烏克蘭語的語言教育和曆史教育對於“新烏克蘭人”的政治人格塑造有著決定性的作用。因此，“新烏克蘭人”對俄羅斯的立場普遍持冷淡的態度，甚至擔心俄羅斯會重新控製烏克蘭。

    “新烏克蘭人”認同歐洲的民主價值觀。蘇聯解體後，烏克蘭實行了西方憲政民主製度。這種政治製度放鬆了國家對於公民在政治領域的掌控，其對公民政治參與權力的影響通過選舉、大眾媒體不斷影響著“新烏克蘭人”。而伴隨著西方政治製度建立的是西方文化在原蘇聯地區的廣泛傳播，西方的影視作品、搖滾音樂等文化產品的輸入讓“新烏克蘭人”認識了不同的世界和價值觀，更增強了他們對西方社會的憧憬。同時，由於烏克蘭國內經濟不景氣，許多年輕人選擇了出國打工。在蘇聯解體後的最初十年，烏克蘭勞工主要選擇去俄羅斯就業，每年在俄羅斯的短期勞工數量為150萬人。而進入21世紀後，隨著歐盟東擴和簽證製度逐漸便利化，大量的烏克蘭勞動力開始湧向歐盟國家。歐盟勞工組織的統計數據顯示，現在歐盟的烏克蘭勞工數量已經逐漸超過120萬。去華沙和柏林學習與就業已經成為烏克蘭大學生的主流選擇，人員交流的增多強化了“新烏克蘭人”對歐盟民主製度的渴望。與當權的政治家和壟斷國家經濟的寡頭所不同的是，“新烏克蘭人”更珍視歐洲一體化給他們帶來的自由權利。

    “新烏克蘭人”有著積極的政治參與性。在蘇聯解體之初的民主化浪潮消退之後，其他前蘇聯地區國家百姓的政治參與熱情逐漸消退。但是在烏克蘭情況卻有所不同。1998年以來的曆次選舉都擁有十分高的投票率，這一現象表明，烏克蘭社會的政治參與積極性持續升高。這既有西方民主製度自身運行的影響效應，同時也不能忽視“新烏克蘭人”自身民主意識的不斷提升。例如2004年，總統大選的投票率高達75%；而2006年，烏克蘭議會選舉的投票率也有67.55%；2010年，總統大選的投票率也達到了66.76%。盡管烏克蘭獨立以來的民主製度運行效果不佳，政治腐敗嚴重，但是如此之高的投票率對於歐盟國家來說是一個奇跡，也顯示出烏克蘭民眾對於憲政民主的信任，對西方民主製度，特別是對歐盟的政治民主製度懷有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