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赴蘇考察前後

    史林漫步

    作者：張家康

    蔣介石曾經讚同聯俄聯共，雖然稍縱即逝，卻是曆史的真實。

    蔣介石畢其一生反共反蘇，這在海峽兩岸的相關著作中，已成為不刊之論。可當我們將瀏覽的目光鎖定在五四運動前後，就會發現他和那一時代的許多進步且有抱負的青年一樣，深受十月革命的影響，並且最早主張師法蘇俄，以至有過一段稍縱即逝的聯俄聯共的歲月。

    預備赴俄考察一番，將來做些事業

    十月革命爆發的那一年，蔣介石恰至而立之年。在此之前的1908年，他已經陳其美介紹加入同盟會。第三年，又是陳其美的推薦和介紹，孫中山在日本召見了他。自此，他在孫中山的領導下，投身革命。一次次起義的失敗，他開始思忖失敗的原因，尋覓新的出路。十月革命給迷茫中的中國革命青年以新的啟示，走俄國人的路似是那個時代很多人的共識，蔣介石就是這些人中的一員。他也就是在這時產生學習俄文、去蘇俄學習的想法。1919年1月1日，他在日記中寫道：“今年擬學習俄語，預備赴俄考察一番，將來做些事業。”

    據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蔣介石年譜初編》記載，這段時間，蔣介石尤為讚賞列寧及其布爾什維克，稱他們“意誌堅定，精神緊張，久而不懈”。認為十月革命的勝利，是因為列寧有一支強大的軍事力量，而中國革命所缺少的就是列寧的“勞農兵製”。十月革命後的蘇俄麵臨帝國主義列強的製裁、封鎖乃至搗亂，都未能動搖其國本。他認為這是因為“其內部之團結堅強，實力充足，乃有所恃而無恐耳”。對中國而言，歐美乃至日本的外交支持都是靠不住，依靠地方軍閥幫助革命更是荒誕不經，中國革命“恃有團結內部，放棄外交，以蘇俄自強自立為師法”。他早就有意“赴俄考察政治，為徹底解決國是之計”。

    1922年1月，共產國際在莫斯科召開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都派出代表參加會議。列寧抱病出席會議並接見出席會議的國共兩黨的代表張秋白和瞿秋白等，提出國共兩黨統一戰線的建議。孫中山在尋求西方列強援助無望的情況下，把目光投向了蘇俄。8月，孫中山決定正式向蘇俄求援。在此之前，蔣介石已向孫中山表白了自己的主張，並主動請求去蘇俄考察。

    蔣介石是個急性子，當他向孫中山提出赴俄考察時，恨不得馬上就能批準成行。10月，孫中山電令入閩各軍改編為東路討賊軍，任命蔣介石為參謀長，可他到任不到一個月，就以經費難籌為理由，撂了挑子離開福州前線，回到溪口老家。孫中山知道蔣介石在鬧情緒，這種情緒來自赴俄考察尚未成行，所以便給蔣介石寫了一封長信。這封長信可謂循循善誘，苦口婆心。信中所說“我近日在滬，已代兄行之”，指的就是8月與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的第二次會談。馬林當麵向孫中山建議，應讓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孫中山對此亦有同感，讚同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孫中山告訴蔣介石，中國革命“非先得憑借不可”，這個“憑借”就是西南的統一，隻有完成這個“憑借”，才能實現蔣介石所說的“西圖”之誌，即赴俄考察，而聯俄也才能“有所措施”。

    1923年3月，孫中山在廣州成立大元帥府，任命蔣介石為大元帥府行營參謀長。蔣介石因醫治眼病，遲於4月到任，到任後又因軍中關係不睦，於7月12日又“憤而辭職”，準備由香港回溪口老家。當他得知孫中山將派代表赴蘇聯考察時，立即動了心思，於7月13日在香港給大元帥府秘書長楊庶堪寫信，要求赴蘇聯考察，甚至說：“如不允我赴俄，則弟隻有消極獨善，以求自全。”其態度的堅決已溢於字行間，而意氣用事的偏狹，又犯了“撂挑子”的老毛病。

    孫中山一直想派團赴蘇俄考察，以學習蘇俄的經驗，組建一支紀律嚴明的黨軍，隻是由於時機不成熟，而一直未能付諸實行。現在廣州已成為革命的大本營，終於有了憑借。於是，孫中山斷然決定組織“孫逸仙代表團”，由蔣介石、王登雲、符定一和共產黨員張太雷組成，蔣介石為團長。8月5日，蔣介石來到上海，與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及黨內元老張繼、汪精衛等商組代表團等事宜。他還起草了一份給蘇俄黨政負責人的意見書，提出：“中國革命之根本計畫，當在列強勢力範圍外之西北，得一根據地，訓練有主義有精神之軍隊，備作革命軍之中心勢力，此為中國革命惟一方略也。”

    他說“國民黨向來把俄共當作

    自己的親姐妹”

    1923年8月16日，蔣介石懷揣著在“列強勢力範圍外之西北”建立革命根據地的期待，心存組建一支“有主義有精神”的黨軍之心願，率團於9月2日到達莫斯科，開始了長達3個月的考察。他們受到蘇聯外交官的隆重迎接。在前往賓館的途中，看到據說20萬人的遊行，那迎風飄揚的紅旗，那震耳欲聾的口號聲，給他留下極深的印象。

    在蘇聯期間，蔣介石廣泛接觸蘇聯黨政軍方麵的負責人，如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加寧、齊契林、魯祖塔克和盧那察爾斯基等。在魯祖塔克介紹俄國革命、新經濟政策和民族政策時，他十分專注地聽著，並表示：“國民黨向來把俄共當作自己的親姐妹。”9月7日上午，蔣介石一行拜訪蘇聯共產黨中央機關，蘇共中央政治秘書羅素達克接待了他們。通過羅素達克的情況介紹，他得出這樣的結論，俄國革命的成功主要是由於工人、農民的擁護和實行民族自治的政策。這種認識似乎一直沒改變，1952年10月，他在一篇文章中仍堅持這樣的看法：在民怨沸騰的“沙皇暴政統治之下”，“人民對沙皇的一種‘時日曷（音何）喪’的痛恨”，“給予俄共從事暴動”，提供了一個“勃然興起最有利的一個時代背景”。

    蘇聯正是萬象更新之時，要看的地方太多太多，要了解的內容也是太多太多。他們隻能象征性地出席一些會議，還是把重點放在了考察蘇聯紅軍和新式武器上。9月17日，他們參觀蘇軍步兵第一四四團，這個團的黨代表製度對他很有啟發。黨代表與相應的軍事長官權責分明。團長隻負責軍事指揮，黨代表則負責政治教育和行政事務。黨代表製度對於保證黨對軍隊的領導，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後來，他在黃埔軍校就借鑒了這一製度，並一直沿用著。

    他對蘇聯的武器開發尤感興趣，在軍用化學學校看到了毒瓦斯的使用和防禦的研究。他對蘇聯正準備使用的騎兵用機關手槍，更是讚不絕口。這種武器輕便靈巧，每次可發射35顆子彈。他發現蘇聯對於武器的研究和開發及其武器的先進性，已不在歐美各國之下。他還試乘飛機，那種感覺真是“翱翔天際如履平地”。

    共產國際接待了蔣介石一行，共產國際負責人季米特洛夫和遠東局書記維經斯基等聽取了關於中國革命的介紹。蔣介石在共產國際的會議上作了答謝辭。他說：“我們國民黨專以三民主義作革命的旗幟，使大多數人民站在被壓迫者一條線上，帝國主義操縱的軍閥，是我們惟一的敵人。預料在兩三年內，必定有一部分革命成功。我這次來到此地，對於我們中國革命，得到許多教訓。不過各位對於中國革命的現在情形及實地工作，還多隔膜的地方；所以，我很希望國際友人多到中國去觀察中國革命的現實，研究東方革命問題。”

    共產國際對蔣介石比較滿意，還有意發展他為共產黨員，他則以請示孫中山為由而婉拒。他在答謝辭中所提出的希望蘇聯派員，“到中國去觀察中國革命的現實，研究東方革命問題”，引起各方的重視。當時被稱為蘇聯“紅軍之父”、蘇共軍事人民委員托洛茨基就一口應允這一請求，表示：“蘇俄對中國國民革命的援助，除了不能用軍隊直接援助之外，其他武器與經濟等需要，都當盡力所能，積極援助。”托洛茨基給蔣介石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不談俄羅斯，我要講中國情況

    蘇聯曾經答應幫助孫中山在西北建立軍事訓練基地，可當蔣介石提出要在庫倫（今烏蘭巴托）建立這一基地時，卻遭到拒絕。他們無視對孫中山的允諾，提出種種借口，說什國民黨還沒有到“采取軍事行動之時”，國民黨在以後幾年的“惟一的任務就是進行政治工作”。並說，蒙古人害怕中國人，為不引起不必要的誤解，國民黨無論如何也不能在外蒙有軍事行動。這種出爾反爾的行動，當然引起蔣介石的反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