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景德鎮樞府釉瓷道教紋飾研究

    說瓷賞陶

    作者：餘金寶

    道教是中國土生土長的宗教。在某種意義上而言，後漢時期（即公元一至二世紀）道教才得以真正產生。後來在三至四世紀也就是魏晉時期，由於印度佛教的傳入，道教開始與佛教相互融合。唐宋為道教的興盛時期，主要是因為得到上層階級的扶持以及道教理論的日漸成熟。金代，道教曾一度被統治者視為非法的邪教。至元代，晚清羅浮山道者陳銘珪認為“道教之興，以元為盛……道教至元而極盛，亦至元而多岐”（嚴一萍《道教研究資料》第二輯，台灣藝文印書館，1974年，第1—2頁）。總之，道教經曆了異常起落的發展模式。

    道教在形成初期廣泛吸取了中國史前階段的巫術迷信、有文字可考時期的祭祀鬼神思想、戰國時的陰陽五行說、先秦道家的虛無清淨之說，以及各曆史時期的諸般神學。因此，道教思想之淵源頗為雜糅，誠如劉勰所言：“上標老子，次述神仙，下襲張陵。”（劉勰著《滅惑論》，《大正新修大藏經》第52冊第51頁，日本大藏出版株式會社出版）道教主要通過神仙、宗教人物和民間流行的寓意吉祥涵義的飛禽走獸、花卉草木等圖案予以表征。道教的最高神是“三清”，分別為玉清、太清、上清。玉清所指的是元始天尊，於道教文獻中，元始天尊就是“道”。太清是靈寶天尊。上清為道德天尊，也就是民間俗語中的“太上老君”。道教中兼有各種司職的神，像負責檢勾人間眾生的三官、送子娘娘和王母娘娘。分管四方的四方大帝及玄武、朱雀、青龍、白虎之四神，有掌管壽命的壽星，管福的福星，管祿的祿星。道教各派中還有後來由人升格為神的，如正一派的重要神靈張天師，全真派的王重陽、丘處機等。

    文化的傳播往往訴諸於符號化，而借助物質這一載體進行擴散也是一條主要途徑。陶瓷作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生活器具，繼而成為道教文化傳播過程中的物質載體。道教紋飾應用於陶瓷上，最早可上溯至三國時期，1983年於南京雨花台三國晚期墓葬中出土一件青釉釉下彩雙係壺（圖1，見周麗麗《瓷器宗教紋樣—吉祥圖案綜述》，《上海博物館集刊》，1996年第7期），器物腹部裝飾以十二個持節仙人及瑞獸紋為主，並以疏密有致、飄然逸動的仙草和雲氣紋相間，壺身堆塑兩尊背有光環、雙手作法印式於胸前、雙腿盤坐的佛像，以及雙首連體的比翼鳥圖案。整個器物充滿道教和佛教的色彩，其亦昭示著早期佛教與道教之間的相互融合。

    上海博物館收藏一件金代陝西耀州窯青釉碗，器物內壁整體裝飾以仙人乘鶴紋（圖2，同上）。圖案中仙人跪坐於鶴之上，鶴雙翅展開和兩腳伸直，作奮力向前飛去狀，在主題紋飾之外，點綴以雲氣紋，使得內壁整個畫麵飽滿和充實，畫麵具有濃厚的道教色彩。

    景德鎮陶瓷館收藏一件宋代青白瓷八卦紋三足爐（圖3），器物腹部分割成八個區間，模印八卦紋一周，器物口沿飾有兩個對稱護耳，三足點綴以獸麵，器型和紋飾搭配得恰到好處。

    根據現有考古發掘和館藏刊布資料。宋代及其以前，景德鎮陶瓷中鮮見有關道教方麵題材。直至元代，樞府釉瓷中開始湧現出與道教相關的紋飾。筆者多年來從事元代景德鎮樞府釉瓷窯址調查工作，期間采集到不少有關道教方麵的樞府釉瓷標本，其紋飾異常豐富。參照曆年來湖田窯考古發掘成果，所采集到帶有道教紋飾的樞府釉瓷大多為元代早中期的標本，即說明樞府釉瓷中道教紋飾始於元代早中期。

    圖4為在景德鎮曆堯村月山塢窯采集的道教神仙紋樞府釉瓷盤殘片，盤內底模印花卉紋，內壁上部模印回紋一周，內壁殘存部分可以辨別出梅花和神龜圖案，最為醒目的是一朵雲紋中立著一位神仙的圖案，根據服飾和發髻判斷，其當屬道教中仙人神像，與佛教中神仙圖案有著顯著區別，神仙頭部背光環，頭微向右傾斜。這種雲紋內部裝飾別樣圖案的手法極為罕見，當是陶瓷裝飾格局的創新。盤底挖足較淺，從斷麵可知，胎體氣孔較多，瓷質不甚堅致。

    圖5為景德鎮老城區鬥富弄出土的一件樞府釉瓷盤殘件，盤內壁上部裝飾以回紋一周，回紋下方分別飾有梅花，梅花枝條向左右散開，梅樹下方模印一隻神龜，神龜形象生動，與之對稱麵模印一隻回首狀仙鶴紋，仙鶴一腳提起，神情警惕。另外，內壁還模印有竹子三棵，以及雲紋內部嵌有大型“壽”字，字體為典型繁體楷書。盤內底模印一株梅花，紋飾不甚清晰。從紋飾布局而言，很大程度與圖1相似。

    圖6是景德鎮曆堯村月山塢窯采集的樞府釉瓷折腰碗殘件，器物內壁呈菊瓣紋，環飾一周，折腰碗內底左邊裝飾以彎曲的樹一棵，樹葉稀疏且向下垂，右側模印樓閣，樓閣坐落於高台基之上，為二層式，在樹與樓閣之間模印一隻兔，兔雙手持杵搗於一容器中。據漢樂府《董逃行》可知，圖案為玉兔搗藥紋飾，所繪之樹當屬桂樹。然而，相較於漢代空心磚壁畫墓中西王母玉兔搗藥紋，元代樞府釉瓷中西王母形象消失，轉而代替以廣寒宮神話傳說，當是受到元代戲曲因素的影響。釉質微泛青，碗底為餅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