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認識的巴金、周揚和冰心

    人物·真名士自風流

    作者：周斌

    “文革”前，中日兩國作家交流就已相當頻繁，而中國作家協會外國文學委員會又一直沒有配備日文幹部，加上我本人喜好文學，非常向往與作家們接觸、交往，所以每逢日本作家來訪，作協外委會負責人林紹綱同誌都會首先與外交部聯係，指名借我去當翻譯。隻有我另有任務，實在難於分身時，他們才會改請別人。“文革”後相當長一段時間，情況依然如此。除接待來訪者外，還增加了好幾次陪同中國作家往訪日本的任務。

    因此，在先後近二十年，我有機會通過做翻譯，見到、認識郭沫若、茅盾、巴金、周揚、夏衍、老舍、冰心、曹禺、張光年、嚴文井、劉白羽、趙樹理、楊朔、李季、馮牧、歐陽山、楊沫、陳白塵、梁斌、姚雪垠、杜宣、瑪拉沁夫、柯岩等中國最知名的作家、詩人、劇作家和評論家。從年齡上講，他們全是我的長輩。從文化、知識、寫作上講，他們更是我的老師，其中好幾位更是我十分崇敬的偶像。他們都給我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印象。限於篇幅，這隻能記述少數幾位和幾個真實的故事。

    幫巴老“圓謊”

    先說巴金。我上中學時就讀過他的《家》、《春》、《秋》等長篇小說，所以非常喜歡他。解放後，他一直住在上海市內一幢租用的舊別墅，長期兼任上海市作協主席。當時，幾乎每位來華訪問的日本文藝界朋友，都會去上海呆上幾天，而上海又幾乎全由他負責出麵接待。他還多次把一些作家接到自己家晤談。所以，我見他的機會特別多。

    巴老給我最突出的印象，是他特別謙虛、親切、和藹、友善，沒有一點大作家的架子。對日本朋友，也是熱情相待，以心換心，有時連句必要的善意謊話都說不圓。

    一次，巴老在徐家匯宴請幾位年齡與他相仿的日本老作家，見到其中一位因為過於興奮，多喝了幾杯，有些醉狀，巴老擔心可能出事，便堅持要親自護送客人回和平飯店。沒多久，酒醉者就清醒了，完全恢複了正常。於是大家又坐在一起，歡談了好一陣子。不知不覺已過了十一點，我提醒他時間不早啦，該回家休息了。

    巴老起身告辭時，誰知幾位客人都說，今晚你請我們吃美味的上海菜，又親自護送我們回飯店，中國人崇尚禮尚往來，這回該輪到我們送你去底樓乘車回家休息了。

    可能巴老覺得夜色已濃，為了不麻煩已經勞累了一天的幾位朋友再乘電梯上下，便隨口說了一句謊話：“各位不必送啦，今天晚上我也不回家了。我早已在六樓預定了一間客房，請各位到此留步。明天早晨我們再見。”

    “那太好啦，這是八樓。我們就送你去六樓吧。”客人們高興地表示。

    這下可把巴老難住了，因為他根本沒有預定過房間呀。現在客人要送他去房間，自己該怎辦呢。見他這副尷尬萬分、不知所措的樣子，我突然計上心來，立即找來八樓服務員，三言兩語說明情況，請他立即給六樓服務員打電話，迅速安排一間甲級套房，供巴老使用幾分鍾。服務員們都認識巴老，不到一分鍾，就把事辦妥了。巴老很滿意，客人們也完全沒有覺察出來。事後巴老還笑著問我，小周呀，你在北京外交部工作，如何隨機應變，變被動為主動，大概也是一門必修課吧。

    一個“插曲”

    一次，巴老和周揚同一天、乘同一架民航班機去日本。巴老是為了出席國際筆會東京會議，周老是應日中文化交流協會邀請，進行友好訪問。機場貴賓室的歡迎會和當晚日方舉行的招待會上，多位日本著名作家到場，氣氛非常熱烈。事前商量由誰代表中方致答辭時，兩位老人你推我讓，定不下來。周老說你比我長幾歲，作品多，在日本知名度高，現在又擔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理應由你代表。巴老說，解放後你一直是我的領導，寫的評論多、質量高，早年又在日本留過學，“文革”中受的苦難比我深，理應由你代表。見兩位中國文藝界的大師互相謙讓，爭執不下，日方接待單位笑著表示，那太好啦。歡迎兩位都講，而且一定要暢所欲言，不限時間。

    現在我已經記不清兩位講話的具體內容了，隻記得他們都十分激動，是含著淚水講的。台下的一百餘人，不少也是含著淚水聽的。講話時全場鴉雀無聲，講完後掌聲雷動。

    這我想講一個當時令自己頗感意外、又十分氣惱的插曲。就是訪日回京後不久，兩個自稱在宣傳文藝部門任職的中年人來外交部，一本正經地向我了解情況，說根據他們聽到的反映，巴金、周揚在訪日期間，曾麵向一百多個日本人，含淚訴說近些年他們各自在國內受到的種種不公正待遇，明顯流露出對黨和國家的怨恨情緒，造成了很壞的國際影響……希望我能認真回憶—下兩位老人當天的講話內容。

    “文革”初期，我也幾次碰到過類似的情況。那時來找我的，全是相關部門造反派掌控的“專案組”人員，目的就是要求我這個最有發言權的翻譯，盡量多提供一些“有力的子彈”和“有價值的證據”，用來幫助他們批判、打倒那個至今仍“死不認罪的走資派”。

    想不到“文革”剛過幾年，竟又有人“重操舊業”了。我非常嚴肅地對來訪者說，你們聽到的那些“反映”，完全是無事生非，一派胡言，不值一駁，因此自己隻能“無可奉告”。如你們覺得事關重大，硬要查個水落石出，應該直接向兩位老人核實，也可以向我國駐日使館和新華社東京分社詢問。那天共有五六位中國同誌來到會場。這，我隻想告訴你們一件事情，就是當胡耀邦同誌知悉周揚這次是帶病出訪後，迅即通知衛生部指派一名有經驗的醫生隨行，精心保護周揚同誌的健康不出問題。而根據內部有關規定，隻有中央少數幾位領導同誌出訪，才能享受這種待遇。

    聽我說完後，自覺沒趣的那兩個來訪者，就灰溜溜地回去了並再三解釋，他們找我隻是隨便問問而已，對兩位老人、對我都沒有任何惡意。

    東京“交心”

    在東京停留期間，兩位老人有過一次促膝長談。涉及內容敏感、重要，我至今曆曆在目。巴老說，常言道曆史是最好的教科書，“文革”一結束，特別是小平同誌重新主政後，自己曾在幾個不同場合，有時作口頭發言，有時寫書麵報告，多次向中央提建議，希望能在北京籌建一個全國性的“文化大革命博物館”，也可稱“十年文革紀念館”，把“文革”始末、過程、它給國家各方麵帶來的深重災難，把全國人民反對林彪集團和“四人幫”的英勇鬥爭，以及應該怎樣從中汲取經驗教訓等，用大量實物、文字、統計和圖片展示出來，使其成為全國人民的一個大課堂，以教育和警示從普通百姓到最高領導的每一個中國人。

    巴老說，他為人一輩子謹言慎行，這次也是經過無數日日夜夜的深思熟慮，真正從國家和人民長遠利益著想，才提出這個建議的。然而始終得不到上麵的肯定答複。為此，他感到迷惑不解，十分苦惱，不知道自己對這件事的看法，究竟錯在哪，中央為什不采納他這個合理化建議？

    周老表示，在北京他早就聽說過這件事。起初自己也覺得巴老這個建議很受啟發，很有創意，很有道理，很有必要。但後來仔細一想，特別在與小平同誌麵談後，開始認識到這件事的方方麵麵，前因後果，都必須考慮周全，慎重對待。周老說，十年時間並不算長，但中國發生的這場空前浩劫，涉及麵極廣，各種深層次的矛盾，異常錯綜複雜地交織在一起。目前根本不具備深刻、全麵總結這場空前浩劫的主、客觀條件。

    對待“文革”這件事，隻能采取小平同誌提出的“宜粗不宜細”這個唯一正確的方針。要求大家能在一些基本原則問題上，分清大是大非，統一認識，統一思想，就可以了。否則，影響大局穩定，影響集中精力搞現代化建設，甚至被國內外一些敵對勢力所利用，造成不可收拾的嚴重局麵。而這些都不是你、我這些老頭兒願意看到的。

    周老表示，你在這個年紀，還念念不忘國家大事和人民利益，令人敬佩，值得我們大家好好學習。對周老的這一大段話，巴老隻風趣地回了一句話：前幾天我就說解放後你一直是我的領導。通過這次推心置腹的交談，證明今後你依然是我的領導。以後有機會去北京，我還會再次登門求教。

    周老的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