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鍔與袁世凱交誼的曆史細節

    人物·真名士自風流

    作者：袁泉

    在政治家的字典是沒有“仇”和“恨”的，在抱負和大局麵前，它們微不足道，這是期成大事者必備的風範和局量。蔡鍔是這樣的人，袁世凱亦然。 1924年，所謂“討逆軍總司令”吳佩孚成為第一個登上美國《時代周刊》的中國人。《時代周刊》創刊於1923年，如果早創個十年八載，想必這個第一不會是吳總司令。至少在1916年，有兩個人可能成為這個“第一”，一個是袁世凱，一個是蔡鍔。前者曾是中華民國大總統，在1916年1月1日更將民國改為帝國，建元洪憲，自封皇帝，這不僅在中國，在國際上也是個大事件，比之吳佩孚，袁世凱似乎更配得上“Biggest man in China”（《時代周刊》對吳佩孚的評價）的稱號；後者是中華帝國的反對者和摧毀者，並且在這一年病故，可謂為國捐軀，因此也成為享受中華民國國葬禮遇的第一人。

    1916年中國的主角無疑就是這兩個人。說袁世凱是主角應該無人反對，而說蔡鍔是主角恐怕會有人質疑：難道唐繼堯不是嗎？孫中山不是嗎？梁啟超不是嗎？

    他們可以入圍，但都不能獲選。唐繼堯是護國主將之一，可他不曾和袁世凱麵對麵地鬥智鬥勇、周旋騰挪。梁啟超作為一代文豪敢赴凶險，殊為可貴，但畢竟缺少金戈鐵馬、月小雲低的壯景。而鬥智鬥勇、周旋騰挪，萬間關、冒死犯難，金戈鐵馬、月小雲低，這些卻全部被蔡鍔集於一身；更重要的是，他抱病作戰，視死如歸，這種舍己為國的精神令時人感佩景仰。他在困境中奮起，在勝利中永訣，這份感動與遺憾又為他增添了傳奇和悲壯色彩。

    蔡鍔與袁世凱，一個清臒儒雅，一個粗壯雄武；一個勁氣內斂，一個虎視鷹揚；一個高潔自守，一個黑白通吃；一個捐生紓難，一個竊國自為。這兩個強勢男人的較量對決絕對有看點，夠分量。

    這場雙雄會是從1913年10月蔡鍔進京開始的。之前，兩人隻在1906年彰德秋操時共事過一次。其時南北新軍在河南彰德舉行秋操演習，全國練兵處會辦大臣袁世凱負責主持，蔡鍔奉令觀操，並被指派為中央評判官，沒有史料記載他們在秋操期間單獨會過麵。但袁世凱當上臨時大總統後，蔡鍔給他發過不少請示、建議、匯報的電報。

    有論者說，袁世凱在戊戌年出賣過維新派，蔡鍔視之為“仇人”。此言過於絕對。

    從曆史方麵說，至今也沒有任何史料確鑿的證明，在譚嗣同夜訪袁世凱，鼓動其“圍園劫後（慈禧）”之後，袁向後黨告了密。袁世凱背上這個黑鍋，主要是因為他雖然在譚嗣同麵前信誓旦旦，實際上卻按兵不動。本來就隻是一群赤手空拳的知識分子，又缺少援手，維新人士當然隻能束手待斃了。袁世凱關鍵時刻的明哲保身間接導致維新派罹難，再加上袁世凱晚年鬧了一幕帝製醜劇，成了個大反派，在萬人唾罵中再給他多抹點黑，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從政治方麵說，過去的維新守舊之爭已不存在，現實的任務是建設民主共和，這時再懷揣舊怨，那就是匹夫意氣了。在政治家的字典是沒有“仇”和“恨”的，在抱負和大局麵前，它們微不足道，這是期成大事者必備的風範和局量。蔡鍔是這樣的人，袁世凱亦然。

    關於蔡鍔入京，過去的說法是，蔡鍔在“二次革命”時組織聯軍，遭袁世凱疑忌，遂調進京。此說已被後世論者否定，因為他們認為蔡鍔是反對“二次革命”的。但如此複雜的政治局麵，豈是簡單的“支持”或“反對”就能說清的？其實蔡鍔離滇和“二次革命”並無關係。很簡單，蔡鍔和梁啟超商討調任的通信在“革命”之前就有了。梁啟超發給蔡鍔的“總理一席，人望在君，時事艱難，何不來京一行，共商大政”的電報首見於1913年6月17日的《亞細亞日報》，此時距李烈均在湖口發難還有將近一個月的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