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打架那些事

    文化·風風雨雨的故事

    作者：宋石男

    文人相輕，由來已久。三國曹丕《典論》說：“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清人尚鎔《書典論論文後》進一步解說，文人相輕的原因，主要有四：“一由相尚殊，一由相習久，一由相越遠，一由相形切。”用今天的話說，“相尚殊”，是審美口味不同而導致見解分歧；“相習久”，是長期廝混而造成輕視心理；“相越遠”，是政見不同而勢如水火；“相形切”，則是心胸狹窄而一味苛責他人。要之，無論相似還是相異，相近還是相遠，文人之間，容易彼此輕視，進而刺痛對方。

    1935年6月，魯迅寫《再論“文人相輕”》說：“文人還是人，既然還是人，他心就仍然有是非，有愛憎；但又因為是文人，他的是非就愈分明，愛憎也愈熱烈。從聖賢一直敬到騙子屠夫，從美人香草一直愛到麻瘋病菌的文人，在這世界上是找不到的，遇見所是和所愛的，他就擁抱，遇見所非和所憎的，他就反撥。”不過魯迅與人論戰，基本靠筆，不靠手，即使與林語堂在南雲樓虎視眈眈，還是沒打起來，也算為“文人相輕”保留了非暴力的調性。

    文人相輕竟至於大打出手，亦不鮮見。所謂“猩猩之火，可以撩猿”，文人之間因輕蔑或異見而燃起的怒火，極可能化文鬥為武鬥。譬如晚明陳子龍與艾南英在七錄齋中辯論朱王異同，話不投機，陳竟以手批艾之頰。又如清代學者汪中與洪亮吉同舟論學，爭辯漢宋，汪之口齒不及洪，一冒火，竟將洪推下江去，幸好舟子救得及時，洪才沒被淹死。再如清代兩位版本目錄學名家黃蕘圃與顧千，也曾因細故而打架，搞得紙屑四濺，就像拖拉機開過廢品收購站。

    文人相輕而訴諸武力，在晚清民國就更為風行了。伍立楊說，“清末民初的文武之間，距離和分野的痕跡都不大明顯，有的武人文采甚佳；相當數量的文人，也時時葆有武裝行事的氣質……甚至可以說攜有相當分量的暴力傾向”。學者楊國強更發現，在晚清民初的新學家中，“尚武”之風備受推崇。譬如後來做了文學家的周作人，當時在《紹興公報》上專論“軍人之尊貴”，鼓吹“國民尚武之心”；楊集群也在《武學》雜誌上熱烈倡言，“兵乎，兵乎，為立國之本，為文明之標幟”。1905年，湖北新軍在黃陂募兵96人，其中廩生20人，秀才24人。楊國強對此評論說：“這些都是本來的讀書種子。秀才當兵，說明了文武之道此消彼長。由此折射出來的，是新舊代謝之下的價值易位和人心變動。”

    近現代知識分子喜歡打架，除了個人性格外，或也可放在上述背景中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