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小說集》研究綜述（1980—2013）

    文化藝術

    作者：劉亮亮

    【作者簡介】劉亮亮，男，江西吉安人，西南大學中國新詩研究所碩士生，主要從事比較文學研究。

    【基金項目】《域外小說集》封麵 1909年出版、由魯迅與周作人合譯的《域外小說集》，作為中國近代文學史上第一部外國短篇小說集的單行本，從文本選擇、翻譯方法到思想內容都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可以說是翻譯史上的一座“程碑”。然而，作為在當時上下兩本各隻賣出了20多冊的書來說，又不能不說是一座“失敗”的界碑。時隔近一個世紀，《域外小說集》的讀者群日增，更重要的是學界對這部小說集的重視程度引發了一係列的研究成果公布於眾，使《域外小說集》一度成為周氏兄弟研究和翻譯文學研究的“顯學”。本文對相關研究做一綜述。

    一、關於文學史意義與影響的研究述評有關《域外小說集》成功的曆史意義和影響，早在1980年，時萌就以《魯迅的啟蒙意義》（《外國文學研究》，1980年第3期）一文對其進步的契機與傾向、譯者的思想傾向、忠實於原著的豐神與語言做了分析，開了研究《域外小說集》的先河。接著是袁獲湧在《：成功與失敗》（《貴州文史叢刊》，1993年第5期）一文中分析了其成功與失敗的原因。

    進入新世紀，這方麵的論述更為深刻和全麵，表現為分析其的現代性、先鋒性、人道主義思想、新文學理念、文本的語言分析等等。比如周羽先生在《試論晚清短篇小說譯本的現代性——以周氏兄弟為個案》（《求是學刊》，2009年第5期）中指出，正是有了《域外小說集》的嚐試，中國短篇小說的現代性追求早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前近十年已經從摘取生活片段的“橫截麵”結構代替首尾俱足的完整情節敘述、以詩化抒情為

    中心取代以情節曲折跌宕為中心、以內在心理活動為敘述中心取代以身體動作為敘述中心等三個路徑突破了中國傳統短篇小說固有的情節為中心、以敘述首尾連貫的完整故事情節為主要結構支撐的結構模式，取得了中國小說現代性的初步成果。何敏則在《一朵忽先變百花皆後香在晚清譯界的先鋒性》（《文史博覽》，2011年第1期）中就翻譯方法、翻譯目的、翻譯選材，失敗原因，體現出周氏兄弟的“新文學理念”這幾方麵探討了《域外小說集》在晚清譯界的先鋒性。在新文學理念研究方麵，楊聯芬發表了《與周氏兄弟的新文學理念》（《魯迅研究月刊》，2002年第4期）一文，闡釋了周氏兄弟的人道主義思想和詩化敘事方式。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時期對意義與影響的探討除了在文學史上，還有在語言、文體上。如王雲霞與李寄的《歐化標點符號的文體效果及語言史意義》（《上海翻譯》，2009年第4期），指出魯迅在《域外小說集》中進行了晚清最為大膽的歐化嚐試，有意識地係統地輸入了歐化標點符號，並進行了極富創造力的運用，取得了極佳的文體效果。還有袁一丹發表的《試論的文章性——由周作人的“翻譯文體觀”談起》（《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2007第1期）一文，她將小說當作文章來解析，從而內涵著這樣一個判斷：所謂“域外小說”還是作為文章——不是關係群治的經世之文，而是執著於藝術之境的“醇文”——來經營的。

    二、關於接受失敗原因的研究述評

    《域外小說集》的重大意義和影響在上文已做了綜述，但作為在當時上下兩本各隻賣出了20多冊的書來說，不能不說周氏兄弟這次嚐試是失敗的，對此，學界給予了足夠的關注。這些研究成果表現出一個亮點：運用某一理論或從更高層麵來對此進行深入而全麵的探討。

    周忠良發表《論譯介失敗的原因——以翻譯操控論為觀照》（《傳奇·傳記文學選刊》，2010年第1期）一文，運用翻譯操控理論進行探討，從譯作的翻譯方法、文本擇取、語言風格、審美旨趣等方麵與晚清翻譯文學風尚進行對比，簡要分析了二周譯作失敗的根源。而張婷婷以《從詩學角度看之接受失敗》（四川外語學院英語學院，2011年）為題的碩士學位論文以安德烈·勒弗維爾的詩學理論為指導，對《域外小說集》在晚清接受失敗的深層原因進行分析，認為《域外小說集》接受失敗的根本原因在於其與晚清主流小說詩學格格不入。還有從更高層麵來探討的有張惠近期的《跨不過的文化與夭折的直譯——以周氏兄弟為例》（《魯迅研究月刊》，2013年第5期）一文，文章以《安樂王子》具體文本為例，從文化的角度得出翻譯失敗的原因不是因為譯文“句子生硬”、“詰詘聱牙或運用古文的不合時宜等原因，而是在存在巨大差異的中西文化、中西文字中堅持直譯注定是會失敗的，是異於西方的封建道德標準讓周氏兄弟的直譯夭折了。

    ·文化藝術劉亮亮：《域外小說集》研究綜述（1980—2013）三、關於譯介方麵的研究述評

    作為魯迅與周作人合譯的中國近代文學史上第一部外國短篇小說集的單行本，譯介方麵的論述一直是學界研究的重點和熱點。上世紀的研究主要是從具體文本出發來分析周氏兄弟的文藝理念和所受的外來影響，如林誌浩的《從看魯迅早年的文藝思想》（《魯迅研究動態》，1986年第2期）和史福興的《談中魯迅所譯四篇小說對其創作的啟示》（《求是學刊》，1986年第5期）兩篇文章。林誌浩從《摩羅詩力說》和《域外小說集》出發得出魯迅早年的文藝思想主要是為人生而藝術、主張真善美的統一。而史福興則從魯迅翻譯和校訂的《謾》、《默》、《四日》、《紅笑》四篇文章出發，分析魯迅自覺不自覺地借鑒或融入安德列耶夫和迦爾洵所運用過的構思、形式、手法、語言等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