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廣義曆史唯物主義到狹義曆史唯物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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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王曉南

    【摘要】張一兵教授的《馬克思曆史辯證法的主體向度》一書中創造性地提出了廣義曆史唯物主義和狹義曆史唯物主義之分，但是廣義曆史唯物主義為何會轉向狹義曆史唯物主義，在個別地方語焉不詳，本文是在讚成張一兵教授的觀點的情況下試圖為其做個注。

    【關鍵詞】主體向度 廣義曆史唯物主義 狹義曆史唯物主義 勞動

    在《馬克思曆史辯證法的主體向度》一書弄的自序中，張一兵教授就很明確地界定了幾個概念：“馬克思的科學曆史觀，首先揭示了人類社會曆史發展的一般基礎——客觀物質生產，科學說明了曆史辯證法的客觀規律，這是曆史唯物主義的客體視角（也是馬克思曆史唯物主義的廣義層麵）。在此前提下，馬克思還從現實的人類社會主體出發，探尋了在不同社會曆史定時期中的主導因素。在對人類文明史的考察過程中，他隻出了在經濟的社會形態中，經濟力量是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決定性和支配性的主導因素（這是馬克思曆史唯物主義的狹義層麵）。”{1}馬克思曆史辯證法的主體向度就是“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社會批判及與科學社會主義相關的對人類主體現實生存狀況的關注和終極關懷”{2}。這也就意味著這本書的視域是似存在論的——存在論是關於一切存在者的存在的討論。而《向度》一書關涉的不僅僅是存在者的存在，我認為還有其存在基礎的討論（特別是在馬克思後期、《大綱》的時期），即一種基礎存在論的視域。由於張一兵教授坦言此時並未形成文本學的方法，也未形成完整的現象學視野。當然，由於本書中張一兵教授的視域和馬克思的視域往往讓人混淆，從而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主體視角不清。但是我認為馬克思本人碰到了基礎存在論（對存在的基礎的討論）卻有返回了。日本學者廣鬆涉也有過類似的判斷，不過他是認為馬克思是碰到了存在論的邊緣，但是我認為馬克思在《巴黎手稿》後、特別是到《德意誌意識形態》，又重新回到了黑格爾，而而且是《精神現象學》的黑格爾，這已經觸及到對存在的基礎的討論了。

    “向度”這個詞語本身就很微妙，既不是“這個”也不是“那個”，而是“朝向（πορο）”，表現的是一種趨勢，由於張一兵教授坦言此時並未形成文本學的方法，也未形成現象學的視野，我大膽推測張一兵教授在寫這本書時思想應該是處於一種很糾結的狀態：想去消解這種二元對立，但又沒找到一個很好的突破口，仍未達到所謂“不著兩邊”的不二法門上取，在這的努力僅僅是柔化、調和而已。

    因此，我認為以主體向度和客體向度來取代主體性，其目的是為了弱化人本主義。實際上在《巴黎手稿》中馬克思的“人”雖然具有主體的意味，但是還是建立在費爾巴哈的自然的、類本質的人的基礎之上的，確切說，當時的馬克思是遊走在費爾巴哈和赫斯之間的，在某些架構上是超越了費爾巴哈{3}。費爾巴哈和施蒂納的最大缺陷就是把人當作一個抽象的人，曆史總是遵照在它之外的某種尺度來進行編寫——曆史和現實生活脫節了，對世界而言，曆史就是一個他我。這也是克思在拋棄異化邏輯的原因——他意識到“回到本然狀態去”、“回歸類本質”是有很大的問題的：隻要存在階級，所謂的“人”，就如同《神聖家族》所說的“果實”一樣，不過是知性的抽象。無產階級隻要他是雇傭工人，工資奴隸就是其本然狀態；所謂的本然狀態、類本質不過是被統治者的對平等的不滿、平等的欲望被設想為拜物化的“本然的狀態的顛倒”。因此對馬克思而言，並不是退回到本然狀態，而是對自己的本質進行革命的否定{4}。馬克思的訴求是從現實的具體實踐出發連接作為此岸之“是”的現實的社會現實與作為彼岸之“應該”{5}的理想化的自由橋梁。

    上文已經說到，馬克思在《巴黎手稿》後已經看到了人本主義異化邏輯的缺陷。其實從《巴黎手稿》中我們就可以看到，馬克思已經和費爾巴哈有了不同：《巴黎手稿》中的人不單單是費爾巴哈眼中的自然的、類本質的人，而且也是勞動的主體、自我活動的主體——這的“人”明顯是帶有社會性的“人”。此時擺在馬克思麵前的是必須統一解決以下三個難題：消除唯心主義、發揚辯證法能動性；消除自然唯物主義機械性，堅持唯物主義基本立場；批判資本主義，使共產主義成為科學。要解決這些個難題，就必須起於自身主導邏輯框架和權力話語的自我否定和超越。馬克思選擇重新回到黑格爾，並從此出發進行了研究{6}，這就轉向了廣義的曆史唯物主義。廣義的曆史唯物主義和後麵的狹義的曆史唯物主義是張一兵教授的術語{7}。狹義的曆史唯物主義指在一個相當廣泛的曆史時期中起作用的特殊規律{8}，主要指的是經濟力量成為在社會曆史發展中起決定性支配作用的主導因素{9}；廣義的曆史唯物主義指貫穿全部人類社會曆史過程的物質生產的永的一般規定{10}，主要指的是整個社會物質生產實踐。

    馬克思從《評弗德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係〉》中開始有個邏輯轉向——對勞動“祛魅”——開始正麵理解在《巴黎手稿》中置於反麵角色的勞動，與亞當·斯密從個人勞動出發不同{11}，馬克思談論的是社會勞動，通過社會勞動來推出階級的解放，曆史的解放，賦予了經濟活動的哲學意義，也就是對人類解放的意義，也就是社會意義。但這的勞動的概念還是不明晰的，“社會勞動”和“個人勞動”經常交織在一起。特別是個體勞動，個體勞動即用於謀生的勞動，還是要以交換關係為基礎的，但馬克思卻直接否認了交換的意義。同樣在這，我認為張一兵教授重視了馬克思的“人”的概念的演變，卻沒有把個人勞動與社會勞動的交織關係挑明來。但是不可否認的是，這還是存在一個轉向的：《德意誌意識形態》時期馬克思的現實基礎還是社會學的，這一方麵與他經濟學研究還不夠透徹有關，另一方麵我認為也與他對“異化”的理解還是沒有完全打開“心結”有關，他還沒能衷心地看看“異化”所來的正麵意義——人要發展，必須要異化，否則人就隻有退回到原始人；而這不是揚棄，是倒退！而這個心結直到後來馬克思仔細研究了李嘉圖後才得到糾正，而其直接後果是馬克思的現實基礎轉向了經濟學，也就是張一兵教授所指認的狹義的曆史唯物主義。

    注釋

    {1}張一兵：《馬克思曆史辯證法的主體向度》，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0年9月第3版，P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