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鄉“反右傾”舊事

    親曆記

    作者：千正旺

    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錯誤地批判了彭德懷等同誌，並通過了《為保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鬥爭的決議》。會後，全黨開展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反右傾”鬥爭。河南省新鄉地區當然不能例外。最終，河南省委認定地委第一書記耿起昌“已經墮落成為一個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材料上報黨中央後，耿從全省的右傾典型升級為全黨的右傾典型。中共中央在批示中明確要求：“各級黨委應該找出一批典型材料，組織黨員幹部進行深入徹底的揭發和批判。”

    我當時是地委辦公室的幹事，經曆了新鄉地區“反右傾”鬥爭和後來平反甄別的全過程。

    （一）新鄉的“地段責任製不僅是資本主義，封建主義也出來了”如同一顆炸雷

    1959年8月23日至9月25日，河南省委在鄭州召開了全省三級幹部會。新鄉地區的參會人員是：地委第一書記耿起昌、書記處書記陳東升，所屬24個縣每縣正、副書記各一人。地委機關工作人員有4人隨會服務，我是其中之一。

    會議開始時，個人先用兩天時間學習廬山會議文件。而後，以地區為小組開展討論，要求大家聯係本地工作實際，分析當前的形勢。當時新鄉地區由於正在全區的廣大農村推行“地段責任製”，效果非常明顯，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得到很大提高，農業生產出現了新氣象。大家認為這是新鄉的主流，形勢是好的。

    耿起昌那時是省委的候補委員。小組討論期間，他到省委參加了3天的省委全會。一天中午，全會結束了，耿起昌回來，但他對全會的情況未做任何透露。當天下午，省委書記處書記史向生來到新鄉地區小組，說是要聽取大家的討論發言。當安陽縣委第一書記陳春雨在發言中講道：“農村推行地段責任製後，農民生產積極性提高了，學農業技術的人多了，出現了父教子、夫教妻、父子田、夫妻田、五子登科田”時，史向生突然打斷了陳春雨的發言。他說道：“地段責任製不僅是資本主義，封建主義也出來了。”史向生的插話就如同一顆炸雷，頓時使得整個會場鴉雀無聲。靜了幾分鍾後，接下來的發言全都是表態性的空洞言辭。

    下午會議結束前，史向生講了兩件事。一是讓把耿起昌的講話記錄原稿取來，大家再討論一下，看“地段責任製”到底是什性質的東西。二是向大家宣布：為加強對新鄉地區小組的會議領導，省委已通知張超同誌明天到會（張超時任新鄉地委書記處書記）。

    後來大家才知道，耿起昌在省委全會上已被點名批判。全會做出了《關於劉玉峰、耿起昌等八位同誌所犯右傾嚴重錯誤的處分決定》。史向生此次到新鄉地區小組參會，實際上是來宣布省委對耿起昌問題的處分決定的。從此，揭開了新鄉地區“反右傾”鬥爭的序幕。

    這需要說明的是，史向生所講耿起昌講話的記錄原稿，指的正是耿起昌推行“地段責任製”的講話記錄。據我回憶，耿起昌這樣內容的講話主要有兩次，一次是在新鄉地區各縣縣委書記會上的講話，一次是在全區電話會議上的講話。這兩次講話，都是我做的記錄。記錄稿經地委秘書長魏玉高審閱後，印發各縣執行。原稿則存入地委的文書檔案部門。

    那，什是新鄉地區的“地段責任製”呢？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運動造成全國“五風”泛濫，特別是“共產風”“瞎指揮風”嚴重挫傷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各項規章製度被衝垮，生產管理混亂，耿起昌把這種混亂局麵形象地概括為：“上晌（出工）敲破鍾，到地一窩蜂；走路一條線，到地一大片；幹活卻不多，等於碾一遍。”他針鋒相對，積極倡導推行了“組包段、戶包塊、大活集體幹、小活分散，包工到戶、定產到田、超產獎勵，幾年不變，讓農民和土地發生感情”的“地段責任製”。這些具體內容在他講話的記錄原稿上都可以查到。

    （二）新鄉7年探索“地段責任製”曾引起劉少奇“極大的興趣”；省委卻批評是“架空高級社，變成了周天子”

    說到新鄉地區的“地段責任製”，尚需回顧一段曆史：

    早在1952年4月，新鄉地委就總結了全地區成立最早的初級農業合作社——獲嘉縣賀莊馬應選合作社實行“包工包產”製的經驗，並於次年12月正式下發文件，向全地區推廣他們的經驗。新鄉在這方麵的探索和試驗遠遠早於全國其他地區。

    1956年，新鄉地委在全地區實現農業高級合作社後，又開始在全地區大膽推行“包工包產到隊、固定3年不變、超產獎勵”的“地段責任製”。當時，負責全省農業工作的省委書記史向生就批評道：新鄉的這種責任製架空了高級社，把高級社變成了周天子。

    而那幾年，新鄉地區的國民經濟確實取得了迅猛發展。從1953年到1956年，工農業總產值平均每年遞增24.9%。

    1957年2月28日，劉少奇視察新鄉。他聽了耿起昌等新鄉地委負責人關於農業生產合作社情況的匯報後，對新鄉地區實行“包工包產到隊、固定3年不變、超產獎勵”的辦法十分讚賞，表現出了極大的興趣。

    1958年6月至7月，在反“潘（複生）、楊（玨）、王（庭棟）反黨集團”運動中，省委批判新鄉的“地段責任製”是“右傾保守”，新鄉地委被迫向省委寫了書麵檢查。責任製也隨之取消，銷聲匿跡了約半年時間。

    1959年1月下旬，新鄉地委在短短不到10天內，先後兩次召開辦公會議，對“地段責任製”專門進行了討論。1月22日，耿起昌在地委召開的電話會議上，向全區發出建立“地段責任製”的號召。這一回，他更是把“包工包產到隊”改為“包工包產到戶”，與省委繼續對著幹！這下子，耿起昌豈能不受批判！（以上各段均引自《中共新鄉地區曆史》，河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三）耿起昌反對省委整幹部、搞浮誇；如實報告棉花產量，使毛澤東下決心“哪兒也不去，還是去七營”；麵諫毛澤東“沒有飯吃怎辦”

    耿起昌除了堅持搞“地段責任製”得罪了當時的省委幾位主要領導外，他還一直堅持反對吳芝圃、趙文甫、戴蘇理等人錯誤地整幹部、搞浮誇，這也是導致他在“反右傾”中遭到批鬥、處分的重要原因。

    1958年6月，河南省委錯誤地開展了反“潘、楊、王反黨集團”的鬥爭，耿起昌就表現出消極抵觸。楊玨後來回憶道：“在鬥爭我們時他說，老潘的問題不一定這樣嚴重吧！趙文甫、×××開了會就威脅他說：‘老耿再這樣，你右傾也跑不了！’耿起昌想不通，鬥爭不積極，到後來還是被打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像這樣的幹部在河南是為數不少的”。

    有一次，耿起昌在陪同省委書記處某書記去原陽縣視察時，他看到農村每個村口都紮著3個稻草人，寫上潘複生、楊玨、王庭棟的名字，強迫群眾紮砍剁、啐吐沫。耿起昌對這種違反政策和侮辱人格的做法非常反感，情不自禁地踢倒了稻草人，還憤憤不平地罵出了聲。這個省委書記對耿的舉動非常不滿。回到鄭州，他向主管全省組織和政法工作並且自1955年2月起就兼任第一副省長的趙文甫做了通報。自此，耿起昌就被趙文甫視為“異己”，懷恨在心。

    當年的8月，毛澤東到河南視察，叫吳芝圃匯報棉花產量，吳芝圃說一畝地棉花產量已經達到1000斤到2000斤，毛澤東沒說什，路過新鄉下車，叫耿起昌匯報新鄉的棉花產量。耿如實報告：“一畝地可產200斤到300斤。每畝700斤到800斤的，新鄉隻有10多畝。”毛澤東聽罷，第二天不顧雨後道路難行，堅持說“哪兒也不去，還是去七營”，讓耿起昌陪同到七營視察。毛澤東看後，認為耿的匯報比較合乎實際。“後來主席得知耿起昌被打成右傾了，這時毛主席親自派譚震林帶工作組直接到七營調查，農民一致反映耿起昌是實事求是的，是符合‘六十條’的……”（引自楊玨談話記錄，1967年5月20日）

    1958年11月1日晚，毛澤東在新鄉火車站召集新鄉地區24個縣委書記中的10位座談。耿起昌就全民大辦鋼鐵的弊端麵諫毛澤東，毛澤東在1965年2月對周恩來、薄一波、餘秋、穀牧提及此事：“我到新鄉，耿起昌對我說，可不得了，這多人上山大煉鋼鐵，沒有飯吃怎辦？我一看形勢不好。到了武昌，我就覺得不好，說泄氣話了。”（引自《毛澤東年譜》和薄一波著《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憶》）

    麵對省委虛報糧食、鋼鐵產量和大辦食堂、大辦水利等“左”傾冒進的提法、做法，耿起昌和新鄉地委的不少領導人，共同想方設法修正、拖延和對付，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損失、危害。這也加深了省委對他及地委班子的錯誤看法，給他日後的磨難埋下了種子。

    （四）省委領導親自坐鎮指揮，批判擴大升級

    由於我既是全省三級幹部會議新鄉地區小組的工作人員，又是當年耿起昌講話的記錄人，所以取記錄稿的任務，就落到了我的身上。下午會議一結束，我即請示耿、陳二位書記，是否回新鄉取來，得到同意。我當晚就回新鄉從地委檔案處把原稿取出，第二天一早返回鄭州，交到省委大會秘書處，經他們略加修改後，記錄稿登在了大會的簡報上，發至各小組。耿起昌的這兩個講話記錄稿就成了他“右傾”錯誤的主要證據。

    史向生參加新鄉地區會議後，大會辦公室重新安排，將新鄉地區與南陽地區、省直機關農林水3個組合並，共約150人左右，加大力度、集中目標對耿起昌進行批判。批判會由新鄉地委負責人張超或陳東升主持，會場的秩序還是正常的，沒有發生動手動腳、謾罵侮辱的現象。發言者，主要是新鄉地區的與會人員和省直機關農林水係統的同誌，因他們的工作與農村有直接關係，其中也有人提出了一些實質性的問題。而南陽地區發言的人則很少。

    批判耿起昌的重點問題是“包工包產到戶”的“地段責任製”。另外也批判他提出在農閑時，應該允許農民有10天自己在家做飯；還有他提出大辦水利可能會帶來鹽堿化等所謂“錯誤言論”。就這樣，批判會約進行了10天左右，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