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族人

    作者：

    Text_Gina Photo_聯合文學 Design_羅 毅

    聊天時，羅智成最常用到的一個動詞是“玩”。

    他玩媒體，曾任《中時晚報》副總編輯兼副刊及文化組主任，創辦旅行雜誌《TO’GO》並任發行人、參與創辦《GQ》、《VOGUE》、《PEOPLE》台灣中文版及《戀物誌》等雜誌，組傳播公司從事電視、影像節目製作，共同創辦台北女性生活電台並擔任台長達五年，創辦閱讀地球出版社，監製紀錄片，他是徹底、全麵的媒體工作者。

    他玩設計，大部分著作從封麵、內頁、插圖、攝影到編輯、設計，從創意到完成都自己經手；也著迷於空間規劃。

    他玩旅行和旅行文化，曾造訪至寒的南極和至熱的北非，出版遊記《南方以南，沙中之沙》。

    他玩文學、玩思想，創造自成一格的文學美學，擁有號稱“台灣最聰明的讀者群”。

    他玩最大眾的媒體，也玩最小眾的現代詩。他從事與人群密切互動的工作，而凝煉最深邃的文字作品。

    我們觀察，也被觀察/我們解釋，也被解釋

    被朋友形容是“很熱鬧”的人，卻說自己性格孤僻。對羅智成來說，大眾傳播媒體是一個可以躲在背後觀察群眾並與之互動的機製。

    “高中時代有一本書影響我很深，是賀佛爾的《群眾運動》，書中有許多關於人性的省察，他特別談到人類借由各種理想或者理念的參與，進行著自身黑暗麵或畸型人格的實現。我對匿名的群眾有時也有一種既好奇又戒備的心理，這種不安全感讓我更想在一個機製後麵觀察、互動。大眾媒體讓我的好奇心找到出口：我規劃這樣的訊息及表達方式，閱聽人會有什樣的反應？透過它，我學到很多跟群眾、或者說廣義的讀者們間接互動的方式。”

    羅智成在1980年即進入《中國時報·人間副刊》擔任編輯，當時的“人間”是台灣最重要的副刊，所走的方向、所強調的價值，都對社會與文壇影響甚深。當他留學美國四年後返台，適逢“人間”前主編高信疆先生出任《中時晚報》社長，邀請他主持副刊。那是1980年代末，台灣社會處於轉型時期，新事物不斷出現，人們充滿著知識焦慮，羅智成認為，副刊應該在其間扮演橋梁的角色。“我想恢複‘人間副刊’的盛況，但是必須與時俱進地，創造新的形式，增加新的內容，解讀新的時代，解釋新的價值和生活態度，賦予副刊新的能量。‘人間副刊’把文學擴大到文化領域，‘時代副刊’則把文化的意涵擴充到生活的每個角落。”

    “時代副刊”話題遍及經濟、社會、政治、棒球、網絡、美食、電影、娛樂、流行時尚、企業管理等；每個月製作“台灣社會體檢表”，每年年終由社會文化精英評選“金驢獎”，檢視社會現象，以文化觀點解釋熱點議題；邀請具人文關懷的專欄作家提供讀者全麵認識世界的觀點。當時的“時代副刊”讓人們有一種閱讀焦慮——覺得如果兩天不看，就會在話題和觀念上落後於別人。

    1997年，羅智成創辦《TO’GO》，是當時最大的旅行雜誌，在行銷雜誌前，他先推廣旅行的概念，行銷一種生活態度。“台灣一年有六七百萬人出外旅行，如果不重視旅行的知識、方式、態度，或者個人看世界的方法，那不等於是白去了嗎？”後來他更推動了華航旅行文學獎的舉辦，舒國治、鍾怡雯等作家的遊記作品都在該活動中更受矚目。那時，報紙、電視等媒體和其它上層建築也開始重視旅行方麵的話題，《TO’GO》可說是開風氣之先。

    我們不甘但也不必畏懼淪為少數

    玩遍各種媒體，羅智成認為最好玩的始終是詩。

    羅智成的詩風以神秘、深邃著稱，追求艱深的美學，作品主題涉及文明、人性、夢想等大論述，即便是甜美或憂傷的情詩，也在其中表達自己的哲學思想。對他來說，文學是看世界的方式、生活形態和言談能力的呈現。他一直在為現代詩拓展更多的可能性。

    “我對文學和文化一直采取比較廣義的解釋。當代的華文作家，大部分把文學限縮得太小，覺得文學是處理感性的、文字技巧的，而跟思想沒有關係；有的人野心大一點，想處理思想，卻把文學變成思想的附庸。文學本身其實就是一種思想工具，是個人看世界的觀點呈現。文學的主題不應該隻是文學，我最大的樂趣和關懷之一就是文明的想象、甚至天文學的想象等等。把對現實的觀察和思考的規格拉高，都自然會變成文明大論述中的一環，在我們生活周遭發生的所有事情其實都是當代人類文明的共相和殊相。”

    羅智成在較年輕的時候，常常窘迫於在不恰當的場合被介紹為詩人。因為社會對詩人總有刻板印象，而他又自認為很遠離那樣的印象。後來，他很清楚地知道，“我喜歡的東西就不能讓它出現在尷尬的場合”。在《中時晚報·時代副刊》時代，他把文學創作漸漸帶離副刊版麵，但策劃了“時代文學周刊”，讓文學作品集中出現在適合文學的場合。他認為，情境是推廣精致文化很重要的秘訣，讀者跟創作者心境最match（合拍）時，動人的共鳴才會發生。

    2003年至今，羅智成親自擔任了三次台北詩歌節的策展人。當年舞蹈家羅曼菲的朗誦、布拉瑞揚的舞蹈、陳綺貞的歌唱、雲門舞集的舞台燈光設計、多媒體界藝術家的跨界演出，曾經讓民眾塞滿了台北市的中山堂，舉辦時間漸漸從原計劃的一周擴充為兩周。詩歌與音樂、戲劇、舞蹈、多媒體影像結合，讓參與者從不同的形式領略“詩意”。“詩的元素早已滲透到動畫、電影、MTV、廣告、藝文表演等媒體中，它在發展中所積累的浪漫、奇想的部分早被別的表達工具借用了。”

    雖然不斷推動詩的跨界，但回歸個人創作，羅智成依然鍾情於使用文字。“我所以寫詩或用文字來創作，不是基於對文字能力的信賴或信心，而是基於對文字使用的焦慮。相對於現在的新媒體，文字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古老、最原始、最粗糙的媒體工具，它最難用，但是，也因此培養出最有能力的使用者；而那些進步的媒體，因為太方便了，使用者反而不需要累積什能力。第一，閱讀或使用文字是很複雜的心智活動，文字是一個建立於真實世界與書寫世界之間，透過相似性與聯想性、甚至是武斷的約定俗成所形成的符號係統。從認識字開始，使用者便需要很精深的訓練和非常複雜的文化知識來奠定解讀基礎。第二，文字充滿了缺陷與資訊傳遞的縫隙，但這樣反而可以創造出比較完美的溝通經驗。因為文字需要讀者以內心經驗和想象力去翻譯、還原作者的本意，足夠的想象空間得以讓讀者按照願望與當下感受去共鳴、理解作品。第三，文字是語言的第一層轉換，它擁有一種後設性格，就是說，幾乎沒有一個傳播工具可以在語言、文字後麵來談論或解釋文字語言。影像媒體可以‘表達’很多東西，但在‘談論’上永遠比不上文字。”

    他一直在觀察，影像媒體是否會徹底改變人類感知世界的方式與結構？他認為在未來，大部分人在文字的使用上可能會越來越簡省粗糙，甚至有些人會降低它的使用比例，甚至最終，熟練的文字使用會形成一種新的階級。

    我必須以更豐盛的典故來經營/這樣的可能性

    羅智成透過在多領域的展現，重新定義了“詩人”，同時也重新定義了“詩”、“副刊”、“文學”、“文化”……“因為，我們從不是、不能，也不願被既成的解釋/解釋成那個樣子/我們比任一‘解釋’龐大得多”。他說：“我在文學創作學到的是，呈現就是最好的意見表達。它不是對錯的問題，而是好和更好的問題。”

    他一直擺蕩在極開放和極孤僻之間，極大眾和極小眾之間，這是他想象中的“豐盛人格”，他也一直用自己來實驗。

    “一個社會要有精彩的文化，一定是這個社會有精彩的人。可是我們的社會培養不出很多精彩的人，卻自以為可以創造出精彩的文學和文化。什是精彩？就是豐盛的人格。東方人觀念中認為不相容的性格，例如，保守與開放、巨大的感性與巨大的理性、極端的現實與極端的浪漫，是不是真的就一定是矛盾的？一個擁有豐盛人格的人，沒有什是絕對不能整合的。”

    他是他自己的作品，也以自身豐富著自己的創作。他說，創作本身就是觀察力的鍛煉。需要表達和不需要表達時，觀察方式與內容是不一樣的。表達的欲望促使人重新審視外在世界和認識內心感受，並尋找更精準的詞匯來傳達自己的生命經驗和複雜聯想，以達成深刻的溝通。從某個程度說，文字代表著一個人的內心世界，它是隨人格一起成長的。“詩人想要創造自己的獨特風格，應該在生活或者更廣義的文學和別的領域尋找更多的資訊、知識跟態度。要擺脫前人影響的唯一途徑就是，你的想法、你所活過的生活與世界跟他們不一樣，當模仿的語言不能滿足你想要寫的東西時，漸漸就會產生自己的語言。”因此，他常到陌生的領域探險，不斷吸取文學以外的養分，然後反哺到自己的文學表達之內，同時也豐富了當代華文創作的資源。

    羅智成曾是台北市政府新聞處處長，當年這個任職跌破了朋友們的眼鏡，但事實證明，他以自己的性格和風格重新詮釋了這個職位，讓它變成以城市文化和城市行銷為主的市政工作。而現在，他舉家從台北搬到香港，帶著小朋友“一起來玩”，他對這個“東方之珠”有著強烈的求知欲。對出生之地和將久居一段時間的城市，他都有獨特的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