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新媒體時代媒介文化研究思維範式轉變

    文化傳播與教育

    作者：喬沙

    摘 要：當代文化研究從大眾文化轉向媒介文化與大量的新媒體現象有著很大的關係，所以從大眾文化轉向媒介文化的過程中思維範式的轉變就成為其重要的理論問題。本文探討了在新媒體時代媒介文化研究思維範式的轉變，主要從理論生成語境的變遷、媒介融合影響下的文化融合、從生產批判到消費至上的轉移三個方麵分別論述了在新媒體的語境下媒介文化由二元到中立的思維範式轉變的原因。

    關鍵詞：新媒體；媒介文化；消費主義；二元；思維範式

    中圖分類號：G20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5）01-0166-02

    媒介文化研究從20世紀90年代以後才開始進入人們的視野，它的興起與大眾文化研究成為顯學有著很大的關係。在文化研究語境中，當大眾文化研究逐漸向媒介文化研究傾斜時，標誌著我們的研究視線向大眾媒介的傾斜。隨之一係列的問題如思維範式、問題視域等都出現了相應的調整和轉移。可以說媒介文化是大眾文化發展到一個新階段之後出現的文化形式，它與新媒介的出現息息相關。可以說，沒有新媒介就沒有媒介文化，沒有新媒介文化現象的大量湧現，也就沒有學界關注媒介文化研究的實踐基礎。

    既然媒介文化的探討與新媒介的發展有很大關係，那什是新媒介就成為媒介文化探討的理論基礎。對於新媒介的定義從被提出就存在多種解釋，很多學者專家從不同的角度給出不同的定義，在這就不一一贅述。縱觀新媒體的各種定義，從內涵來看大多強調以數字化媒介為依托所形成的一種媒介融合，是一種所有人對所有人的傳播，從外延來看，不外乎包括互聯網、手機媒體、數字電視等。正是大眾媒介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發展趨勢，我們才有了談論媒介文化的理由，本文正是從其思維範式的轉變即從二元走向中立這一角度來探討新媒介時代的媒介文化研究思維範式轉變的原因。

    一、理論生成語境的變遷

    對傳統大眾文化的研究理論，主要集中在法蘭克福學派、伯明翰學派和葛蘭西的文化霸權理論研究範式上。從三種理論的構成來看，法蘭克福學派主要集中於批評大眾文化的操控性和欺騙性。這種研究範式總體上認為大眾文化是一種反啟蒙的，它始終在算計著大眾，並利用一切手段去操控大眾，妨礙自主的、獨立的個人發展，使個人無法自覺地為他們自己下判斷、作決定，最終也就阻止了人類達到他們所處時代的生產力允許他們達到的解放程度，使大眾失去對社會的反抗力[1]。伯明翰學派的大眾文化研究，關注底層，尤其是對工人階級的生活和大眾文化抱有極大的熱情，並強調他們自下而上的對統治集團意識形態的反抗。葛蘭西的文化霸權理論把大眾文化理解為是被統治群體的反抗和統治集團的收編之間的鬥爭場所，這一思維範式不可避免的存在二元思維的嫌疑。我們看到，不管是法蘭克福學派、伯明翰學派還是文化霸權理論，基本上都建立在大眾與統治集團這一二元對立的結構基礎之上[2]。

    之所以會有前後一致的二元思維範式究其根源在於大眾文化理論出現的曆史語境，考察理論產生的時代背景我們發現，很多傳統大眾文化理論的學者都有各自的文化立場。如法蘭克福學派的成員大多具有精英主義文化立場，首先作為西馬重要一支，馬克思主義成為他們剖析大眾文化批判理論的重要思想來源，馬克思主義階級認知模式很大程度影響了法蘭克福學派的階級立場，隻是他們拋棄了馬克思主義把工人階級作為革命主體的樂觀態度，對工人階級更多抱有一種恨鐵不成鋼的態度，“對無產階級的失望使得法蘭克福學派把關注的視線不斷地投向了個體，形成了一種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這就為藝術與大眾文化的進一步對立埋下伏筆”[3]。其次法蘭克福學派的大眾文化理論是法西斯陰影籠罩下的產物，法西斯利用大眾媒介作為其重要宣傳工具，因此站在精英主義立場對大眾文化的批判就成為法蘭克福學派研究成員對法西斯主義批判的延伸，正如霍克海默的秘書麥克爾所描述的20世紀30年代末40年代初研究所所麵臨的壓倒一切的任務：“必須抨擊希特勒和法西斯主義——可以說這是我們共同擁有的一個信念，正是這一信念把我們團結到了一起。[3]”再次，具有高雅文化修養的法蘭克福學派人對美國三十年代大眾文化的欣欣向榮的文化景象充滿了敵視。而就伯明翰學派產生的曆史語境來看，有著明顯的工人階級立場，從伯明翰學派大眾文化理論產生的語境來看，19世紀的英國，舊時的通過庇護和直接幹預對文化重塑的方式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而大眾文化的誕生正代表著舊式文化關係的終結，這一新型的大眾文化的重要的文化構成就包括新興城市無產階級和倡導革新的中產階級生產出來的旨在鼓動政治變革的文化，而文化格局的巨變甚至催生了新興工人階級的第一次大規模政治文化運動，即憲章運動，正是這種情況及其帶來的持續性後果，促使大眾文化政治研究開始兆興[4]。葛蘭西對文化研究作出的最大貢獻就是提出了霸權這個概念，葛蘭西認為霸權是被所謂的有機知識分子所操縱的，葛蘭西指出，每一個階級都有機地創造了自己的知識分子：這些知識分子彼此具有同質性，並且時刻清楚自己不但要在經濟領域發揮作用，還要在社會和政治領域大展拳腳。有機知識分子扮演了階級組織者的角色，其任務就是對道德和精神生活的革新加以形塑和操控[4]，可以看出其明顯的精英主義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