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文學經典化勢在必行

    自由談

    作者：房偉

    當代文學經典化，是個爭論不休的焦點話題。早在2008年，吳義勤教授就旗幟鮮明地提出，無論從漢語的成熟程度和文學性的實現程度，還是從當代作家的創造力來看，當代文學的成就都超過了現代文學。他鼓勵學者要有樹立當代經典的勇氣與信心，努力破除經典“神聖化”光環，反思經典“自動呈現”的誤區{1}。其實，這一話題背後還隱含著諸多文學史權力關係的探討，諸如，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的關係如何定位？當代文學能否成史？當代文學與古典文學的經典標準如何統一？當代文學經典化是否影響當前文學史格局？等等。目前，這個問題的爭論，仍在繼續。

    當代文學能否經典化？1985年，唐弢先生提出“當代文學不宜寫史”，引發了激烈爭論：“曆史是事物的發展過程，現狀隻有經過時間的推移才能轉化為穩定的曆史。現在那些《當代文學史》寫的許多事情是不夠穩定的，比較穩定的部分則又往往不屬於當代文學的範圍。”{2}既不能成史，當然無從經典化。“不穩定性”的確存在，但內在原因，恐怕是意識形態對文學史介入過多，史觀晦暗不明，衝突不休，又如何經典化？如孟繁華教授所指出：“唐弢先生當年表達的看法以及他的疑慮，並沒有全然消失。文學史寫作的羈絆、規約並沒有完全解除。{3} “當代文學”的命名，本身就有濃厚的革命文藝“斷裂”色彩，盡管新時期後，這種命名又發生了多次位移，但當代文學始終無法樹立相對統一的經典標準也是不爭的事實。

    那，當代文學是否應永遠地處於“現場狀態”呢？這是“偷懶”的心態。命名經典，並不是簡單地指認，更需要艱苦的“建設經典”工作。如果批評者沒有能力和勇氣確立經典，難道我們要把這些工作交給子孫後代？即使指認有誤，但如果後世連批判的靶子都缺乏，又如何還原曆史？“經典留待後世評說”，表麵謙虛客觀，實際不負責任。如果文學批評家，沒有文學史建構意識和理論自覺，就無法真正完成批評的使命。“當代”並不僅象征“永遠的進行時”，且有特定的曆史時間段，如果這個時間段被以“現場”的名義祛除經典性，那，將意味著文學史真正的斷裂。當代文學不能經典化，反映了當代文學場域的政治性大於文學性，話語的意識形態性和美學趣味的交鋒，不能形成通約性。而不可通約性，又表現為顛覆欲、破壞欲、批判欲和鬥爭癖。純文學標準始終難以確立，而政治化企圖，依然具有強大影響。不同風格的作品，批判者欲置之於死地，維護者同樣不容別人置喙，背後則是利益交鋒和人事糾葛。我們既缺乏嚴肅的批判文章，也缺乏嚴肅的褒揚文章。搏出位的便捷途徑，便是拿名人開刀，或貶或褒，皆為表演性質，缺乏真情實感和真知灼見。

    當然，很多反對當代文學經典化的學者，並非看不起當代文學，而是擔心當代文學經典化的倡議，會導致“虛假經典”的泛濫。但這種情況並非當代獨有，如別林斯基的《文學的幻想》，就對同時代自封為“經典大師”的庫柯爾尼克、布爾加林、格列奇等人大加諷刺。經典化需要闡釋，但闡釋必須“說服人”才有力量和魅力。“說服人”不僅需要專業權威，更需要專家通過專業知識和較高的審美鑒賞能力，對讀者進行“真善美”的引導。新時期伊始，中國剛走出革命文學閱讀模式，沈從文和張愛玲的經典化，即使有夏誌清、李歐梵等著名學者的努力，但也離不開大量不知名的現代文學授課教師的文學鑒賞課程。誰也不能否認，正是在“說服人”的基礎上，張和沈才以獨特的美學魅力打動了千千萬萬的讀者。這並不是靠學術權威的強製指認就可以完成的。指引的過程，大眾自會有心靈的判斷和取舍。如果指引可靠準確，大眾自然會接受；如果命名不具價值，自然會被讀者淡忘並淘汰（每年這多作品研討會，傑作、史詩稱號滿天飛，但我們能記住的，還是那些真正具有價值和水準的作品。）我們現在的問題是，一方麵拒絕承認當代文學經典化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另一方麵，卻出於種種需要，對當下作品有太多“不負責任”的經典命名。

    同時，經典並非“命名了事”，更意味著艱苦的經典建設工作。除了“厚古薄今”的思想，大家更喜歡爭論不休的熱鬧局麵，仿佛這樣才“更當代”。命名經典，要有大量細致的資料、傳記、紮實的文本細讀，和默默的推廣性工作，這不是空喊兩聲就能解決問題的。而“吵架”模式，顯然最符合媒體和某些文壇秩序厘定者的心理期許。如當代文學的資料問題，已到了非重視不可的程度。無論“十七年”文學、“文革”文學，還是新時期文學，其實都已不僅是當代文學，也是“曆史”了。如果忽視當代文學資料，就會造成大量第一手資料來不及整理和搶救，被淹沒在曆史長河。如果作家還活著，整理資料似乎容易，但這也忽略了潛在難度：作者是否心甘情願地把資料給你？作者給的資料是否可靠？你是否有證明或證偽資料的勇氣？對作者不願為人所知的，不利於作者的資料，你是否能勇敢地予以打撈？這些問題在現代文學資料研究中就很突出，當代文學同樣存在。如海子逝世多年，也有不錯的評傳，但學者們發現各版本之間非常混亂，即使不錯的評傳，闡釋的東西依然太多，紮實的第一手材料則少。很多安徽籍作者有大量與海子的通信，但這些信劄的整理工作，始終無法推進。另外，海子生平還有很多疑點和敏感點，同樣需要文學史家努力探究。同樣的問題也出在路遙身上。真實反映作家生平，而不是將作家傳記寫成勵誌心靈雞湯，的確勢在必行。而當代作家的豐富性和複雜性，絕不遜色於現代作家，如剛去世的傳奇作家張賢亮，又如楊絳、黃永玉這樣跨越幾個時代、幾個領域的文化大家，都值得當代文學認真研究，紮實地搞好資料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