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現共同富裕的理論探索與現實思考

    出類拔萃

    作者：李麗　高聖濤

    摘 要： 改革開放後我國領導人的頂層設計，使中國人民走上了脫貧致富的道路，致富過程中貧富差距日益加大成為當前中國改革的當務之急。本文分析貧富差距產生的原因並提出相應的改革措施和方法。

    關鍵詞： 共同富裕 貧富差距 策略

    改革開放以來，黨中央領導集體在領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過程中，對如何消滅貧窮和實現共同富裕進行了艱辛探索，取得了豐富的理論成果，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新世紀新階段，深入學習研究這些思想觀點，全麵深化改革，著力解決致富過程中的貧富差距拉大問題，對於全麵建成小康社會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中國夢”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改革開放後我國領導人的頂層設計，使中國人民走上了脫貧致富的道路。

    改革開放以後，鄧小平在領導我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治貧致富的過程中，糾正了毛澤東對富的片麵認識，並結合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具體實際，創造性地提出了以建設富強國家為戰略目標，以“三步走”為戰略步驟，以解決“三農”問題為戰略重點，以“先富帶動後富”為戰略途徑的共同富裕論。鄧小平的共同富裕論包含豐富的內容。

    首先，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價值目標。在鄧小平看來，社會主義的特點不是窮，而是富，“致富不是罪過”[1]，“勤勞致富是正當的”[2]，而思想僵化、安於貧困落後、不思進取才是罪過。因此，他號召人們一定要解放思想，從“貧窮就是社會主義”的禁錮中解放出來，真正搞清楚什是社會主義，並反複強調“一個公有製占主體，一個共同富裕，這是我們必須堅持的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3]。根據鄧小平這一觀點，黨的十三大報告確立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把建設富強國家規定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戰略目標之一。在1992年的南行講話中，鄧小平再次明確指出社會主義的價值目標是實現共同富裕。共同富裕論是鄧小平社會主義本質論的核心。

    其次，實現共同富裕必須分“三步走”。在鄧小平看來，中國既是一個大國（人多，土地麵積大），又是一個小國（中國還是發展中國家，還比較窮），要改變貧窮落後的麵貌，是不能通過“大躍進”或“文化大革命”之類運動一蹴而就的。為此，必須選擇正確的發展戰略，分“三步走”：第一步是以1980年國民生產總值人均250美元為基數，到80年代末翻一番，達到500美元，基本解決溫飽問題；第二步是到20世紀末再翻一番，人均達到1000美元，進入小康社會，把貧困的中國變成小康的中國；第三步是在21世紀用30年到50年再翻兩番，大體上人均4000美元，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鄧小平確定的“三步走”戰略步驟，為我國人民擺脫貧困、實現共同富裕指明了正確的方向。

    再次，實現共同富裕必須實行先富帶動後富的“大政策”。鄧小平認為，社會主義的價值目標是最終實現共同富裕，但“平均發展是不可能的”，共同富裕並非毫無差別的同等富裕，亦非步調一致的同步富裕，而是包含富裕程度差別的共同富裕，是一個有先有後、有快有慢、波浪式前進、逐步實現的過程。因此，要實現共同富裕，必須允許和鼓勵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通過誠實勞動與合法經營先富起來。當然，“先富”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目的是共同富裕。“我們提倡一部分地區先富裕起來，是為了激勵和帶動其他地區富裕起來，並且使先富裕起來的地區幫助落後地區更好地發展。提倡人民中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也是同樣的道理”[4]。鄧小平的先富帶動後富論為我們指明了一條“加速發展、達到共同富裕的捷徑”[5]。

    最後，實現共同富裕的關鍵是解決好“三農”問題。在鄧小平看來，實行改革開放的富民政策，必須選準突破口，抓住重點和難點。在與外賓談論為什“我們的改革和開放是從經濟方麵開始的，首先又是從農村開始的”問題時，鄧小平多次指出，因為農村人口占我國人口的百分之八十，“農民沒有擺脫貧困，就是我國沒有擺脫貧困”[6]；“中國社會是不是安定，中國經濟能不能發展，首先要看農村能不能發展，農民生活是不是好起來。翻兩番，很重要的是這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能不能達到”[7]。鄧小平的這些思想觀點，對推動我國農村改革、農業發展和農民生活改善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毛澤東讓中國人民站起來，鄧小平讓中國人民富起來”。鄧小平的共同富裕論為中國人民的脫貧致富之路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從此中國走上了脫貧致富的道路。

    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以後，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集體領導中國人民堅決貫徹執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堅定不移地沿著鄧小平指引的脫貧致富道路前進。在江澤民看來，貧窮固然不是社會主義，但平均主義和兩極分化也不是社會主義。因此，要繼續以鄧小平關於讓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的思想統一全黨和全國人民的認識，堅持實現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根本原則不動搖。“國家的昌盛，人民的富裕，說到底是經濟實力問題”[8]。為了迅速提高我國的經濟實力，盡快實現富國裕民的宏偉夙願，必須進一步明確經濟體製改革的目標，正確處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若幹重大關係，采取更切實可行的經濟發展戰略。

    首先，必須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我國經濟體製改革確定什樣的目標模式，事關改革大業的成敗。江澤民在黨的十四大報告中明確指出：“我國經濟體製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是同社會主義基本製度結合在一起的”[9]。這就為促進經濟更好更快地發展和防止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提供了體製性保障。其次，必須正確處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若幹重大關係。在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過程中，必須處理好各種關係，特別是若幹帶有全局性的重大關係。江澤民在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上發表的重要講話中，係統闡述了我們黨正確處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改革、發展、穩定關係，速度和效益的關係等十二個重大關係問題必須堅持的指導原則和應該采取的方針政策，為把我國現代化建設更好地推向前進和實現富國裕民提供政策性保障。再次，必須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可持續發展戰略與西部大開發戰略。在總結曆史經驗和分析現實國情的基礎上，江澤民明確指出，必須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可持續發展戰略與西部大開發戰略，把科技和教育擺在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促進區域經濟合理布局和協調發展，推動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和社會全麵進步。科教興國等三大戰略的提出進一步豐富和完善了鄧小平的經濟發展戰略思想與貧富觀。

    正是在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集體的正確領導下，中國人民進一步堅定了“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和“勤勞致富光榮”等信念，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和相應的市場體係，不斷掀起了全民創業和脫貧致富的熱潮，形成了農民走南闖北、各種生產要素自由流動、社會財富快速增長的生動局麵和尊重勞動、尊重創造、尊重財富的良好氛圍。各種經濟主體的社會地位與政治待遇得到極大改善和提高，特別是那些在經濟建設的主戰場中為社會作出重大貢獻和創造巨大社會價值的成功人士，不僅不會再受到政治歧視、錯誤批判和無情打擊，反而會受到各種新聞媒體的廣泛宣揚和各級政府的表彰和獎勵，贏得社會的各種讚譽。如果說“毛澤東讓中國人民站起來，鄧小平讓中國人民富起來”的話，那江澤民使中國人民的脫貧致富道路越來越寬闊。

    二、致富過程中貧富差距問題成為當前中國改革的當務之急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貧富差距越來越大。早在80年代和90年代就已引起鄧小平的警覺，卻並沒有下決心解決這個問題。後來這個問題不僅沒有解決，反而愈演愈烈，我國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貧富分化都在不斷加劇和擴大，主要表現在：第一，以基尼係數反映的居民收入總體性差距逐年拉大，已經超過國際公認的承受線。第二，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第三，地區間差距擴大。第四，行業間的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第五，不同經濟性質的單位職工收入差距越來越大。第六，城鎮內部各階層之間收入差距的擴大速度明顯加快，高收入戶的收入增長大大超過低收入戶的收入增長。

    當前中國為何會出現貧富差距？主要有以下原因：第一，“先富與共富”政策未能完整實施，先富還沒有帶動共富。第二，隻顧“效率優先”，未能“兼顧公平。第三，經濟運行機製尚未健全，讓一些不法分子有機可乘而取得大量非法收入，造成不合理的貧富分化。第四，稅收製度不合理，未能起到應有的調節作用。第五，收入分配不平等，一些壟斷行業可以獲得超高收入，形成非常不合理的收入差距。

    令人欣慰的是，我們黨和政府已經認識到了貧富差距的嚴重性。2005年10月，《中共中央關於製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明確提出，十一五期間，著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調節過高收入，規範個人收入分配秩序，努力緩解地區之間和部分社會成員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趨勢。2013年至今，新一屆黨中央領導集體開始嚴重打擊黨內腐敗分子、全麵啟動新一輪的深化改革，令全世界矚目，令國人充滿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