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的故事

    百味人生

    作者：薩利·威廉斯

    70歲可能是一個人的生命總長度，但沒有人會跟76歲的攝影師戴維·貝利提這種令人沮喪的事兒。戴維·貝利仍然像個剛滿28歲的年輕人那樣活躍。上個月他在自己的攝影工作室為一些全英國年紀最大的老人拍照，這些老人當中，年齡最小的100歲，最大的107歲。

    戴維·貝利穿著寬鬆的Polo衫和迷彩褲，個子不高，但看起來體格強壯。為了得到想要的拍攝效果，戴維對這些百歲老人連哄帶騙、軟硬兼施。老人秀蘭·阿庫什在等待拍攝的閑聊中告訴戴維：“我和丈夫結婚62年了。”戴維回應說：“我也是，但不是跟同一個妻子。”說完，他爽朗地笑起來。戴維有過3段婚姻，與第三任妻子的婚姻剛剛走過了10年。在戴維和老人們聊天時，3名年輕助手在安排幕布、聚光燈和相機三角架，為了不出錯，他們的動作十分小心謹慎。戴維對工作挑剔、認真到苛刻的地步——拍攝9張人物特寫他花了整整4個鍾頭，而這9位拍攝對象的年齡總合是917歲！

    法烏加·辛，103歲，農民和馬拉鬆愛好者

    法烏加·辛出生於印度旁遮普省一個農民家庭，他1928年結婚，1992年成為鰥夫。如今，法烏加有4個在世的孩子，賈斯文德、帕敏德、蘇克辛德和哈爾文德。他的女兒古爾巴什在1977生下其第3個女兒後去世，兒子庫爾迪普在1994年遇難。移民到英國後，法烏加·辛參加了2000年倫敦馬拉鬆賽跑——那是他人生中第一次跑馬拉鬆——當時他89歲。目前法烏加居住在英國埃塞克斯，跟在那經營一家水管工程公司的兒子蘇克辛德一起生活。  我直到5歲才會走路。我的兩腿那細，以致於人們給我起了個綽號“棍子”。15歲時，我仍然沒辦法一口氣走1英。也許，那是上帝的旨意，他老人家要將那些能力留到後來才給我。

    在印度，我當了一輩子農民，生活很艱苦，我用牛犁田。到80歲時，一切漸漸好起來。我買了台拖拉機，租了更多的地。1994年8月刮了一場強台風，跟我一起生活的二兒子庫爾迪普去查看他的店麵——我們家附近的一家路邊餐館時，被風卷起的鐵皮屋頂砸到，當場就被壓死了。當時我傷心欲絕。我愛我的每個孩子，但隻跟庫爾迪普相依為命，因為其他孩子都已經出國了。那時我整日坐在庫爾迪普的墓前，喃喃地說：“上帝啊，為什你不帶我去？不讓我代替庫爾迪普？”朋友們說，讓我忘掉悲傷的唯一方法是離開那個傷心地，所以，小兒子蘇克辛德將我帶到了英國。

    剛開始的時候我不喜歡英國，感到很無聊。我是個坐不住的人，讓我什都不做很難。後來，我開始到錫克教的寺廟參加社交活動，比如跑步、摔跤、卡巴迪（譯注：印度和巴基斯坦男子的民間體育運動項目，狀似中國民間的“老鷹抓小雞”遊戲）。這些活動使我想起在印度的日子。我挑戰過老年人百米跑，接著是200米。我開始為慈善活動、癌症研究跑步，先是5公，然後10公，逐漸增加距離。一年後，我變成了一名運動員。當然，跑步也常常讓我受傷，但它可以讓我忘掉失去愛子的悲傷，它讓我身體健康，讓我能夠認識和幫助他人——這是我繼續的動力。

    2013年102歲時，我參加了香港10公馬拉鬆比賽。那次10公馬拉鬆我用了93分鍾，我的最好成績是64分鍾。蘇克辛德認為我成績的退步是一個信號——我不應該再跑馬拉鬆了。我知道，我更虛弱了，但我的思想和精神仍然強壯。我過去每天慢跑10英，現在我每天走10英。

    我吃飯隻吃適量，這也是我長壽的原因。在貧困的國家，人們死於饑餓；在發達的國家，人們死於飲食過量。早餐我吃烤麵包，喝一杯茶，還有半碗用亞麻仁、堅果、全麥麵粉、粗糖和純黃油煮成的甜食。如果你擁有健康，你就擁有一切。沒有健康，你的大量金錢、豪華樓房和高檔汽車都沒有意義。我唯一的奢侈愛好是鞋子，我有50雙皮鞋，8雙運動鞋。我喜歡看起來幹淨利落。

    戴維·阿庫什，100歲，牙醫

    戴維·阿庫什出生於格拉斯哥，父母是波蘭猶太移民。他和妻子秀蘭的婚姻已經持續62年了，現在夫妻倆住進了倫敦北部的邁克爾·索貝爾猶太老人社區護理中心。戴維·阿庫什有兩個孩子，60歲的喬納森和58歲的迪博拉，有孫輩6個，曾孫輩3個。

    我父親是個猶太教牧師。他說，你絕不要從商，所以你最好當專業技術人員。他對任何一個孩子的評價都不會很高。他性子急，愛打人，不是一個特別好的父親。

    我跟母親很親近。每天深夜，父親還待在猶太教堂沒有回來，我常常坐在母親膝上，聽她唱歌，歌唱的是一個兒子離開家去美國的故事，在兒子出發前，歌的媽媽也為他唱歌。歌唱道：“寫信給媽媽，不要忘記了寫信給我。”但兒子的心很堅硬，從不寫信給她。我長大離開家後，和母親一直互相通信，我跟所有家人都保持聯係。

    我當時想讀牛津或劍橋的現代語言專業，但家人說，這樣的專業畢業後能做什工作呢？我舅舅是牙醫，於是我聽從了家人的建議，進利物浦大學讀牙醫專業。

    二戰爆發後，25歲的我加入了英國皇家陸軍牙醫團，被派往新加坡服役。1942年我被日軍俘虜，關進新加坡的樟宜戰俘集中營。後來，我被丟進一輛牛車，轉到泰國的戰俘集中營。

    日本人對我還好，因為我是有用的人才——他們沒有牙醫。他們做了張簡單的牙醫用椅，給了我一套二手牙醫裝備。我沒有鑽頭，隻有一些簡易工具和當地的麻藥。我用氧化鋅和丁香油來補牙，還挺奏效。我還記得給一個日本士兵治牙的情形，我用力敲擊他的牙齒，他疼得伸手拔出了佩劍！我不斷告誡自己：“戴維，小心一點，再小心一點，你還要回家呢。”從那以後，我給他們敲牙齒時動作都很輕了。

    長達一年半，家人不知道我是死是活。後來，父親的一位教友打電話到家，說有消息稱我被日本人抓了，接電話的父親當即中風。1945年秋，我終於回到了英國，回到了家。那時父親還活著，但情況很不好，在我到家之後不久就去世了。

    二戰後，我在米德爾塞克斯郡的埃德格維爾鎮上找了一所空房子，向哥哥借了100英鎊買了一套二手設備，開了一家牙醫診所。1950年，我認識了秀蘭，當時我有一輛漂亮的淺灰藍色小汽車，此前她沒有一個男朋友是有車的。

    我不擅於賺錢，秀蘭總是說我的診所收費過低，還好我們不需要用很多錢。她說我太和善了，對孩子們管得不嚴，所以我把管教孩子的事情都扔給她了。孩子們很可愛，我愛他們。

    我70歲時退休，從那以後我就輕鬆了。我從沒喜歡過當牙醫，我討厭往別人的口腔瞧。我過去喜歡看歌劇、聽音樂會，現在我喜歡睡覺，喜歡吃秀蘭煎的大比目魚。秀蘭做菜很好吃。

    莫德·福特，100歲，醫院管理人員，不列顛帝國勳章獲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