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特務頭子

    外表斯文，態度冷靜，在黃埔受訓時經常給蔣介石打“報告”，深得其信任；膽子很，生怕遭人暗算，軍統中有名的陰謀家，被稱為“智多星”

    唐縱，字乃健，1905年生於湖南省酃縣，19年考入湖南群治法政學校，198年初入中央軍事政治學校(黃埔軍校)第六期。戴笠死後，軍統特務組織分裂為以鄭介民為首的廣東派，以毛人鳳為首的浙江派，以唐縱為首的湖南派。

    唐縱這個人，從外表上看，是很斯文的樣子。他戴著一副近視程度不深的白金框架的眼鏡，白瘦的麵孔，話時不但聲音很輕，而且老是帶著微微的笑容，態度很冷靜。從表麵上，既不出他是一個軍人，更不出他是一個凶殘的殺人魔王和特務頭子。但在他那慢條斯理的談吐中和秀麗的筆跡下，卻不知殘殺過多少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

    很少看到他疾言厲色的麵孔，可是在處理許多問題時，他那種堅持個人意見的態度，非要別人同意他的意見才肯收場的勁頭，又常常使每個接觸他的人感到他是個異常倔強的人。他甚至對待那個動輒暴跳如雷的戴笠，也是用這一套辦法。他常常告訴下屬，這就是“柔能克剛”。

    唐縱在黃埔六期受訓的時間，就秘密向蔣介石寫“報告”。凡是一些教官講課時他認為有問題或對蔣介石有任何不滿意的言論，他都隨時向蔣介石反映，特別是一些同學中的一言一行，他都牢記在心，經常向蔣介石匯報。因為他做得很秘密，一些人都沒有發覺他，他很會迎合蔣介石的心理，懂得討蔣介石的歡喜所以一直得到蔣的信任。他當學生的時候，就有不少的共產黨員遭到他的暗害。

    唐縱從黃埔畢業後，便留在蔣介石身邊工作，主要是搞特務活動。他有公開的身份，是某軍隊的參謀，後來在南京創辦《建業日報》。190年任戴笠部情報處主任秘書，他先是自己做情報，以後看情報。19年複興社特務處成立時，蔣介石不放心把這個機關完全交給戴笠，除指派鄭介民任副處長外，並派唐縱幫助戴笠主管內部工作，擔任特務處第一任書記。蔣介石這樣安排，也是要把他身邊為他搞特務的人員集中起來和組織起來。

    唐縱在軍統中是有名的陰謀家，一向以穩健冷靜得到戴笠的器重。戴笠每遇到有特別重大問題想不出好辦法時，總是叫毛人鳳去問計於唐縱。戴笠死後，毛人鳳也同樣經常向他請教，許多大特務背地都叫他是“智多星”。

    唐縱的膽子很，每次去上海總是通知下屬到車站去接他，並給他租好房間。他一般總是住北四川路新亞酒店或三馬路惠中旅館，因這兩個地方房租不算太貴，而且比較不複雜。他約好上海區的一些直屬通訊員（大都是民主黨派中或反蔣介石集團中的成員）談話時，總叫人配帶手槍暗中保護他。有時他還臨時改變約定的談話地點，生怕別人暗算他。

    約在19年下半年，戴笠有事去河南，由唐縱代理特務處的工作。當時在南京首都警察廳任調查課長的特務趙世瑞得到密報，有幾人反蔣介石分子在某地秘密會，問唐縱怎辦。唐縱便按照過去戴笠的做法，讓其秘密逮捕來處理。當趙世瑞派特務把這幾個人密捕起來後，才發覺都是汪精衛領導的改組派的人，汪精衛知道了，便找蔣介石要人。據汪以辭去行政院長來要挾，蔣介石馬上叫把被捕的這幾人釋放，而將主持這案的唐、趙兩人扣押起來。戴笠匆匆趕回南京後，一麵安慰唐、趙兩人，一麵向蔣介石力請保釋。趙世瑞在被扣期間牢騷滿腹，表現得很不好，而唐縱不但自己不發牢騷，還再三勸慰趙，叫他應抱有代人受過和體念長官苦心的精神，受點委屈沒有關係。戴笠聽到這一情況後，對唐縱非常滿意。

    蔣介石為了敷衍汪精衛，免去唐縱的書記職務。不久，複興社特務頭子酆悌奉派任駐德大使館武官，唐縱被任為副武官，隨酆去德。當時蔣介石派酆悌、唐縱去的目的，是學習希特勒那一套法西斯的組織和對德人民的統治辦法。唐縱出國前經過上海時，和幾個同事吃飯時這次去德國的任務很大，一定要盡全力學到一些東西，為今後的工作打下基礎，並一再“一定不辱使命”。

    唐縱在德國期間，經常有詳細報告給戴笠，極力建議效法德國特務的一套統治辦法，要逐步把警察交通、檢查等部門掌握起來，以便配合特務活動，同時，他還極力主張多派特務去德國和意大利學習。戴笠對這些意見很重視，先後在浙江警官學校正科畢業生中挑選了幾十人去學習。

    戴笠擔任特務處處長以後，對這個機構究竟應當怎樣發展，最初沒有一套計劃，也不知該怎辦。自從唐縱去德國寫回報告以後，戴笠才亦步亦趨地極力仿效德國法西斯那一套辦法。唐縱向戴笠提出的建議究竟有些什，外人並不清楚。後來戴笠推薦吳迺憲擔任京滬滬杭甬鐵路局警察署長，石仁寵去招商局擔任警衛稽查組組長，在抗戰期間把特務組織伸入了交通運輸部門，都是仿照德國法西斯特務的作法。

    唐縱在德國學習後回國，戴笠堅決邀請他回特務處，唐縱這時的任務雖然和以前的還是一樣，不過官銜上多了一個“長”字。因為唐縱出國以後，特務處有一任書記是黃埔六期的教官林桓，戴笠為了尊重他，加了一個“長”字。以後相沿下來，特務處的書記都叫“書記長”，各外勤區、站的內勤負責人叫書記。

    唐縱回國後，本來不想再搞特務，很希望轉到行政方麵去工作，因戴笠向蔣介石一再請求，並且親自跑去找唐縱幾次，他才答應了，當時許多人都戴笠是“三顧茅廬”，禮賢下士。

    最大長處是能做到“守口如瓶”，從來不敢把蔣介石交辦的事或派係鬥爭互相攻擊的話泄漏出來

    抗日戰爭開始以後，蔣介石盡力擴大特務組織，將原來軍委會調查統計局第一處改組為中央黨部調查統計局，將軍統局交與戴笠。這時，蔣介石感到在他身邊需要一個可靠的人來替他主管各方麵的情況。戴笠了解到這一情況，便向蔣介石推薦唐縱擔任這一職務。當時唐縱仍任軍統局書記長，由於過去曾在蔣介石身邊搞過這項工作，很快就得到蔣介石的批準，將唐縱調為侍從室參謀，主管情報業務。唐縱再度去到蔣介石的左右，比過去更加賣力。抗戰期間，蔣介石到重慶後，為了集中權力便於他實行法西斯獨裁統治，將侍從室的組織和權力予以擴大，成立了4個處，把軍事、政治、人事、黨務、財經等全都抓在身邊。侍從室第一處中設立6個組，唐縱便被提升為第六組少將組長（原為上校參謀），仍主管情報業務。

    當侍從室準備在第一處設立一個組專管情報時，派特務頭子陳立夫曾向蔣介石推薦中統局的特務擔任組長，戴笠怕這個單位被派搶過去，便請宋子文向蔣介石要求，由他兼任這個職務，唐縱為副組長代他負責。後來蔣介石決定提升唐縱為組長，唐縱任組長後，成了軍統局的“頂頭上司”，要大家都尊重唐縱。實際上第六組不能直接領導軍統，隻是蔣介石身邊的幕僚機構，不過戴笠故意要這，以表示對這個單位的重視。

    唐縱自198年調到侍從室當參謀以後，與軍統已無關係，199年調升組長。戴笠為了要拉攏唐縱，便規定要對唐縱在生活上予以補助。唐縱自己從來不開口要東西，但是戴笠每逢過年過節，照例送唐縱一筆現款，也是交給唐縱的老婆。直到194年戴笠兼了中美合作所主任之後，蔣介石為了讓戴笠多抽出時間與美合作，才手令派唐縱兼任軍統局的幫辦。從那時起，唐縱才自己開口向戴笠要東西，請客也由軍統報銷。戴笠又派一輛汽車供他專用，他因為自己住所沒有停車間，而且平日去辦公穿過門就到了，不需要用車，把車仍停在軍統局，需要時才打電話來要。唐縱平日很拘謹，不但自己辦私事不要車，而且不準他老婆出麵要車。這比鄭介民和毛人鳳放縱自己老婆不斷向軍統要這要那完全不同。

    唐縱當了第六組組長之後，戴笠總希望他處處能多多幫助軍統而去壓抑中統和其他特務單位。其實唐縱並沒有遵照戴笠的意思去做，而另有打算。有一次，戴笠為了憲兵和軍統的水陸交通檢查特務發生衝突，彼此都向蔣介石攻擊對方。戴笠生怕自己的報告去遲了，蔣介石先看了憲兵的報告便責備他，就叫一個親信去找唐縱明這一情況，希望唐縱把軍統的報告先送給蔣介石看。那個親信當晚去找唐縱，一直在他家等到很晚他才回來。唐縱聽對方明來意之後，沒有表現出不高興的樣子，：“我怎能這樣明顯的袒護一方？第六組又不是我一個人可以包辦得了的。你回去告訴戴先生，隻我一定會盡量照他的意思去想辦法。別的話你不要多。”那個親信回去把他的話告訴了戴笠。戴笠聽了之後，沒有什表情，隻：“唐縱先生有他的困難，不能勉強他。”

    當時唐縱的作風，是盡量利用他的職位和各方麵拉攏，絕不願顯露出他是站在戴笠方麵。蔣介石身邊的一個侍從秘書曹聖芬，是湖南人，戴笠想把他拉攏，除了直接送東西送錢給曹外，還要身邊的人經常請曹上館子或送東西。戴笠因此從曹的口中也了解到了唐縱的不少情況。曹告訴戴笠，唐縱對軍統從來不敢公開包庇。

    唐縱有一個最大長處，是能做到“守口如瓶”，從來不敢把蔣介石交辦的事，或蔣介石集團中派係鬥爭互相攻擊的話泄漏出來，這一點最能討得蔣介石的歡喜。在他身邊工作的人，從來聽不到他什機密的問題。

    生活清苦，辦事拘謹，極力擁護蔣介石，在戴笠死後開始發跡

    194年以後，唐縱雖以幫辦名義到軍統局辦公，每周一兩次，而且在戴笠出門時到軍統局主持紀念周作報告，也隻談一般形勢問題。軍統局許多處長在他休息時愛圍著他問長問短，他的回答都很審慎。有次軍統黨政情報處副處長葉翔之問他：“軍統的情報在全國搞情報的單位中是不是算首屈一指？”

    他笑著：“做敵偽情報，軍統辦法比較多；軍事情報還是二廳好，搞民主黨派和對中共方麵的情報中統要占優勢。”到這，他就不再講下去，大家聽了也認為這次回答還比較著點邊際，比平日要好一些。

    唐縱在這一段時間內的一切言行，是想盡辦法討得蔣介石的歡心。他在工作上兢兢業業，不分晝夜埋頭在他辦公桌上，他的生活很清苦，有時候一就吃兩餐便飯，但是他辦事拘謹，對每一件送給蔣介石去批閱的公文都親自簽具意見和整理得端端正正。194年，蔣介石署名發表的《中國之命運》出版後，唐縱除了向戴笠建議要每個軍統特務仔細閱讀外，還指示沈醉由總務處會同訓練處向書店購買00本，分發給每一個在重慶的特務。他還規定各個訓練都要把這書列為必讀課本。在軍統局舉行紀念周時，他再三強調每個特務必須熟讀這本書，這是“挽救”中國的“振興”中國的“法寶”。當時許多特務對閱讀這本書興趣不大，雖然每人免費得到一本，但看完的卻沒有幾個人。

    唐縱經常在重慶特務訓練班作“精神講話”。許多特務學生都希望他多講講他在蔣介石身邊主管的業務情況，以便為畢業後升官發財找一條捷徑，可是他在這方麵卻講得極少。他所講的內容，主要是蔣介石的言行一類東西。在他口中，往往把蔣成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生聖人”。他總愛講他所親自見到蔣介石的許多事，用來證實他講話的正確性。如蔣介石如何“謙恭下士，虛心接受別人意見”，把蔣介石對於翁文灝、胡適等人的情況舉出作為例子。他到蔣介石如何“英明偉大”的時候，便舉出過去軍閥混戰時期蔣介石如何利用軍閥之間的矛盾為例證。

    對於蔣介石在“西安事變”，唐縱曾煞費苦心地編出一套神話般的東西來。他從當時跟在蔣介石身邊的一些隨從口中聽到一些捏造出來的情況，再加以渲染美化，得有聲有色。戴笠非常欣賞他的這項講話，他也愛經常談，因為他是從側麵入手，不像曾擴情、劉健等人隻從正麵講，所以收效更大。戴笠欣賞他的這項講話，一方麵是捧了蔣介石，同時也捧了戴笠。

    在抗日戰爭期間，蔣介石為了進一步利用抗戰實行獨裁統治，曾公開提出：“為了集中力量爭取抗戰勝利，堅決反對個人自由主義。”唐縱極力擁護蔣介石的這種論調，幾乎不管在什場合中，遇到由他講話時總要重複明，強調由於中國人愛講個自由，所以把中國弄得如同一盤散沙，因而招致亡國滅種的外侮。在他主持的軍統局局務會議上和紀念周上，以及訓練班的精神講話中，都能聽到這樣的話，好像中國所以落後和受日寇的侵略，都是由於中國人愛個人自由的關係。

    在唐縱家的會客室正中，懸掛著一幅蔣介石和羅斯福、邱吉爾在開羅會議時的照片。他教育他的兒女時，指著這張照片：“這是我們國家最高領袖和世界上兩個大國的領袖在一起的照片。中國有了這樣偉大的領袖，才能使國家富強人民幸福。”

    唐縱逢迎蔣介石的另一辦法是蔣介石看什書讀什報刊，他再忙也得抽出時間找到同樣的東西去看看，這樣才能夠在蔣介石偶爾談到有關的問題時能夠對答如流。他平日讀得爛熟的書，是蔣介石經常看的曾國藩全集和希特勒與墨索尼等的自傳。他讀書愛作劄記，每寫日記從不間斷，他除將每經辦的重要事項記錄下來外，還把讀書心得寫上去。他曾多次告訴身邊的人，一定要堅持記日記，而且要那些人照他的辦法去做，他很得意地過，一次他和一些人隨蔣介石去貴陽，蔣介石突然問到一件事，隨行人員因未帶檔案，無法查出時間和內容，蔣介石大發脾氣。他便從他日記中翻出來抄給蔣介石看，曾受到蔣介石的稱讚。他認為這是寫日記的好處。

    唐縱為討好蔣介石，對蔣介石的兩個兒子便極力設法接近。蔣經國在江西工作時，每來重慶，戴笠總是和唐縱一道去迎接，戴笠平日招待一般客人吃飯請唐縱作陪時，他每每推事忙分不開身，十次總有四五次不願去。但是戴笠每次請蔣經國和蔣緯國的時候，隻要通知他，他再忙也會抽身去作陪，有時單獨在他家中招待一番。

    蔣緯國經常自己開汽車橫衝直撞，有次被軍統局的警衛扣留了一下，雖然事情隨即解決了，戴笠也查究了這件事，唐縱還是打電話給過問。

    戴笠在這段時間內，對於唐縱越來越客氣，戴笠看到唐縱的羽毛漸漸豐滿起來，一愈加得到蔣介石的信任，自己不能再和過去一樣對待他，便改用籠絡的手法。1945年春，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選舉的時候，戴笠將唐縱和鄭介民同時提出來競選中委。當時軍統掌握有幾千張票，全部都是選他們兩人。戴笠這樣順水推舟做人情，唐縱也看得很清楚，但他並不很感激。

    抗戰勝利後，唐縱大走鴻運。蔣介石在戴笠沒死之前，就有意培植唐縱，以便更好地實現他的特務統治。

    1945年冬，蔣介石下令結束侍從室，改在國民政府參軍處下設立軍務局，把原來侍從室的工作大部分繼承下來，以他的親信俞濟時任局長，唐縱被調升為參軍處的中將參軍，除仍為蔣介石主管全國情報外，還兼看有關警政、保安等其他機要文件。一個親信在他出任參軍時看他，問到他以後的工作是否和過去一樣，他隻簡單地回答：“差不多。”那個親信知道他的老脾氣，不會談這些。

    1946年春，蔣介石先後到南京、北平、上海等大城市視察時，除了帶著俞濟時、陳希曾、竺培基等侍從人員外，唐縱是參軍中唯一的隨行人員，他每次隨蔣介石出發的前一兩，總要先到軍統局找毛人鳳了解這些地區的情況。一些剛從這些地方發到軍統局的電報，還沒有來得及繕呈蔣介石的重要情況，他都親自摘抄在他的手冊中，以便隨時當麵向蔣介石報告，或備充蔣介石查詢時的材料。

    1946年月間，唐縱隨蔣介石去上海視察時，報紙上發表了他被任命為內政部次長的消息。他一回重慶，許多大特務去向他道喜。他盡量壓抑住自己的喜悅心情，謙虛地他的能力有限，對這樣一個重要職務沒法承擔起來，擔心辜負委員長的栽培等一套話。

    當時許多大特務都很興奮，認為今後軍統人員可以通過他的關係向地方行政單位發展。他馬上婉言拒絕，：“大家（指軍統特務）以後的工作更忙更重要，隻怕人還不夠用，哪能要求派人搞這方麵工作。隻怕那時我希望請人來幫忙，戴先生也不肯給我。”有的特務原先以為通過唐縱的關係可以當行政專員或省政府的廳長，聽了他這幾句話都很失望。

    1946年月0日晚上，戴笠摔死的消息得到證實以後，毛人鳳準備向蔣介石請求派人主持軍統工作時，曾召集他認為最可靠的幾個人商談。到場的人有副主任秘書張毅夫，處長何芝園、鄭修元，戴笠的侄兒醫務所長戴夏民，還有沈醉。大家商定請求蔣介石指定鄭介民當局長。會後，毛人鳳再三叮囑，不能讓唐縱知道這件事。當時不僅毛人鳳不歡迎唐縱來當局長，在場的幾個人也和毛人鳳一樣認為唐縱為人太拘謹，氣魄太，在他手下不方便的地方太多。而鄭介民一向不注意節，而且當時已去北平擔任軍調部工作，由鄭介民繼任，等於由毛人鳳負責。如由唐繼任，他馬上可以來辦公，一定抓得很緊，所以不願意他去。

    盡管毛人鳳再三叮囑，沈醉在第二一早去南京給戴笠收屍之前，汽車路過上清寺時，還是悄悄地去看過唐縱，並把毛人鳳的決定告訴了他，他苦笑了一下，慢騰騰地：“他不希望我去，我也不想去收拾這個爛攤子。”

    當沈醉從南京回到重慶的第二上午，唐縱打電話找沈醉去他家。沈醉向他報告戴笠暴死的慘狀時，他絲毫沒有什難過的表情，而且帶著不耐煩的神情聽沈醉談戴笠死的情況。沈醉隻好很簡單地完，聽完後他隻冷淡地：“這是沒有辦法可避免的事情，人都死了，難過也無用。”接著，他又：“我現在工作和過去不同，得出去辦公。你回去把戴先生過去用的汽車挑一輛好點的給我用。”

    沈醉一聽心好不難過，感到這個人太寡情了，不想再什隻好答應他馬上去辦。沈醉正要走，他又：“委員長已決定要鄭介民先生當局長，要我和毛人鳳先生當副局長，在鄭介民沒有回來前，由我代表。我堅辭不了，實際上我是不會去的。他們不歡喜我，我也沒有時間去。”他還表示，以後軍統局的問題多得很，戴笠生前得罪的人太多，他樂得不去插手。

    大約在月底或4月初，戴笠摔死的消息在報上公布不久，又發表了以鄭介民為軍統局局長，唐縱、毛人鳳為副局長的簡短消息。鄭介民馬上在報上公開否認，唐縱也打電話向沈醉查詢這一消息是否為軍統所發，並且很不高興地：“這沒有什好處，為什發這些消息？”以後沈醉查明這是中央社記者從軍委會辦公廳方麵采訪到的，向他報告後，他雖沒有和鄭介民一樣公開否認，對外卻一直他根本不過問軍統局的事。事實上他的確很少過問軍統局的工作，雖然蔣介石正式命令他代理局長，他還是一樣，隻在不得已的情況下經鄭介民毛人鳳兩人一再邀請才去一下。等到軍統局改組為國防部保密局的時候，他這個掛名的副局長兼代局長也取消了。

    雖官運亨通，但日子卻很不好過。處理“李、聞血案”大傷腦筋

    戴笠死之後，蔣介石對唐縱更加重視了。

    戴笠生前擬有統一掌握全國警察的計劃，準備成立警察總監部，由他兼任總監。當時，李士珍也正在傾注全力奪取這一職位，以實現他的“十年建警計劃”。後來，戴笠突然死去，軍統中一般人都認為這個單位一定會被李士珍搶去。正在這時，蔣介石找唐縱去研究這個問題。有一，唐縱突然向毛人鳳要戴笠所擬的有關建警計劃的其他材料。唐縱自己雖然沒有透露蔣介石已屬意於他，而毛人鳳卻向許多大特務談出了蔣介石連續找唐縱研究的消息。

    戴笠原來擬訂的警察總監部的計劃，規模很龐大，與中央各部組織差不多。這個規劃大致上是這樣：總監之下設副總監、正副秘書長各一，分設四個署執掌行政、保安、刑事、外事等業務。署之下設幾個處，分掌總務、教育、交通、通訊等。又有幾個室，主管秘書、人事、會計、督察等。唐縱在起草擬訂這個機構時，首先感到這個名稱太刺目，組織也太龐大。他力主縮一點，隻求職權範圍能達到掌管全國警察為度，名稱和組織應比中央一般的部要低一些。這時參加幫他起草的特務們，如內政部警政司司長酆裕坤，副司長汪弼，原中美合作所主任秘書潘其武等人，雖一再建議不必多作更改，他始終不予接受。潘其武幾次與毛人鳳談到這個問題，希望毛人鳳去勸勸他，毛人鳳總是笑一笑，不表示任何意見。

    1946年7月，蔣介石任命唐縱為內政部警察總署署長，免去他內政部政務次長的職務。當時，唐縱非常高興，因他從沒有做過主管官，對這樣一個署長已感到心滿意足了。而許多準備轉到警察界去做官的大特務卻很失望，暗地：“唐縱先生得手了，我們卻沒有著落。”

    唐縱一向以謹慎穩健著稱，在醞釀起草成立警察總署期間，他一直不先作人事上的安排。他在軍統中關係最深的一些人，如他的同鄉劉國憲、羅杏芳，都是他從學同學一直到黃埔六期同隊，抗戰期間由他介紹分別在重慶稽查處任副督察長、郵檢所長、軍統特務團副團長，還有他的堂弟唐振文、堂兄唐振寰，幾乎經常去找他，希望早點知道給他們什職位，但他始終不肯表示。直到他拿到了任命狀，他才找毛人鳳、鄭介民商量人事安排問題，忙了一個多月才大體上作出決定。8月中旬，警察總署宣告成立，同時人事也初步快定，大致如下：署長唐縱，副署長酆裕坤；（1947年又加了一個副署長，原重慶市警察局長唐毅。）第一處處長汪弼，主管行政；第二處處長李搴，主管教育；第三處處長李國俊，主管保安；第四處處長潘其武，主管刑事；第五處處長黃邁，主管外事；第六處處長李葉，主管總務。

    主任秘書馬策，督導室主任胡國振。

    以後這些處長常有變動，這不一一列舉。當時這個署的人事安排，包括唐縱、鄭介民、秘各派的人。其中的李國俊、李葉、胡國振、馬策等，是唐縱自己找去的。黃邁是鄭介民推薦的鄭介民派中的骨幹分子。潘其武是毛人鳳的左右手。還有大批科長、股長、督導員，也是原來毛派中的骨幹。此外，還有李士珍介紹的人。第一處處長汪弼是副署長酆裕坤多年的得力副手。警察總署剛成立形成為清一色的唐派下了。

    在起草警察總署的規劃時，唐縱已露出了他的野心，那便是過去連戴笠都沒有考慮到的一個問題：控製各省保安團隊，使“保”、“警”一元化。

    一次，唐縱去昆明公幹，當時雲南省警務處長李毓楨向唐縱報告，雲南警務處在執行任務中最傷腦筋的問題，是保安團隊與警務處的職權沒有明確劃分，因此不能很好地配合，彼此之間經常鬧摩擦。特別是在有共產黨遊擊部隊出沒的地區中，警察局的保警隊和地方的保安團隊在“清剿”中不但不能統一行動，往往各自為政，坐失良機。唐縱聽了之後隻是簡單地：“這個問題很快就可得到解決，將來可以把事權統一起來就好辦了。”

    雖保安團隊是軍隊組織，警察機關管不了，但在他的計劃，警察機關是可以管保安團隊的，可見他的野心之大。

    1947年初，國防部又設立了一個保安事務局，由唐縱兼任局長。這個局主管全國保安團隊的整編、訓練和裝備。下麵隻設兩個處，由唐縱選定剛從陸大將官班畢業的軍統特務趙世瑞等去擔任處長，全部人員隻有40多人。這個局的編製雖然不大，卻很有權，可以主管全國所有的保安團隊。終於實現了唐縱的計劃。

    蔣介石這一新的措施，當時很多人都感到意外，不明白唐縱是用什方法使蔣介石同意他的計劃的。

    後來警察總署第四處處長潘其武在和毛人鳳談話時透露，原來唐縱在蔣介石身邊工作時，早就了解到蔣介石抗戰勝利後就會進行反共內戰。蔣介石對中共領導的地方武裝力量感到擔心。唐縱便建議統一全國警察和保安部隊，並舉出雲南警保之間存在矛盾而使中共地方武裝力量日益坐大為例證。因此蔣介石把主管保安部隊的職權一起交給了唐縱。

    1947年4月，各省擴大警務處的職權，改組成為警保處把警察和保安部隊的領導權集中統一起來。在蔣介石反共的罪惡行動中，唐縱也越來越顯得重要起來。

    抗戰勝利後，唐縱雖官運亨通，但日子卻很不好過，使他傷腦筋的事層出不窮。

    他剛剛成為警察總署長，連總署還沒有正式成立，隻是一個光杆署長的時候，就在昆明發生了舉世震驚、全國人民一致憤慨萬分的“李、聞血案”。蔣介石為了應付各方麵的責難，急電召唐縱赴廬山，當麵命令他去昆明調查這個血案，他回到南京連覺都不能睡，連呼“傷腦筋”不止。

    唐縱回南京求援於毛人鳳，希望毛人鳳盡全力協助他完成蔣介石交給他的第一件任務，帶幾個得力助手去昆明協同辦案。毛人鳳因為剛從重慶“還都”南京，身邊隻有少數幹部，分不出人來幫他。警察總署的刑事警察處長潘其武又以尚未明令發表，並且正碰上中美所辦理結束工作，不願隨他同去。後來還是毛人鳳給他出了個主意，叫他去重慶選幾個人。因為當時有些人還沒有走，有些走了又回到了重慶。他無可奈何，隻好先去重慶。他先從南京打了一個長途電話給軍委會原郵航檢查處長李肖白和軍統局行動處長鄭修元，叫他們不要離開重慶，準備隨他去昆明。他到重慶後，李肖白又向他推薦曾任軍統特務隊長、內江警備司令部稽查處長、當時任中美所汽車總隊長的許建業一同前去。

    唐縱過去執行蔣介石交辦事件，沒有一次不是上午奉命下午就動身的，可是這次他卻遲遲不飛昆明，而在重慶呆了幾，有人唐縱在南京時就已知道李、聞血案是雲南警備總司令霍揆彰所幹的，但實際並非如此，要是那樣，他便不必跑重慶找人了。實際上，他了解到霍揆彰有重大嫌疑，還是毛人鳳打電報告訴他的，他才決定馬上帶沈醉和李肖白、鄭修元、許建業4人動身去昆明。在沒有得到毛人鳳的電報前，他每晚在寓所花園中徘徊到深夜，還不斷找沈醉和李肖白等研究，他那時的苦悶心情是過去很少看到的。

    唐縱到了昆明，聽到軍統雲南站長王巍向他詳細報告，知道確係霍揆彰派人暗殺李、聞的情況後，本來可以放下重擔，但他仍舊感到傷腦筋。因為霍揆彰是陳誠係統的重要骨幹分子，唐縱不但怕得罪霍，更怕得罪陳，因此對此案如何處理很感棘手。

    霍揆彰認為蔣介石派唐縱去昆明查辦此案，是蔣介石有意包庇他，所以不願承認這一罪責。因此唐縱在向蔣介石報告中，有些問題也不敢肯定。霍揆彰隻承認自己約束部下不嚴，以致發生這種由於一時激憤所造成的偶然事件。蔣介石看出唐縱在處理這個問題上有困難，便另派顧祝同前往。消息傳到昆明，唐縱一方麵很高興，感到責任輕鬆了，不必自己出麵去得罪人；另一方麵感到自己的麵子有些難堪，堂堂一個警察總署長第一次出馬親自查辦案件就遇到這樣頭痛的事。唐縱回到南京，毛人鳳請他吃飯時，他還：“昆明氣候雖然很好，但這件事太傷腦筋，一直沒有睡好吃好，體重比去時減輕了。”

    第二件使唐縱大傷腦筋的事是1947年發生在上海的“金都血案”。事情是發生在上海金都戲院門口，由於警察和憲兵發生衝突，雙方開槍射擊，憲兵人多火力強，當場打死警察6人，打死打傷過路的市民10餘人。當時，火並行動雖被製止，但雙方均認為吃了虧而不服氣。第二起，全市警察一律罷勤，要求嚴辦肇事憲兵。憲兵也全體罷崗，要求嚴辦警察。當時，上海警察局長俞叔平和淞滬警備司令宣鐵吾，用了最大力量壓製兩方不準再鬧，而個別地區的警察與憲兵仍時起衝突，動輒開槍互擊。蔣介石據報後，曾打長途電話給宣鐵吾，大罵一頓，叫他把出事原因和責任立即查報。那幾，上海市民人心惶惶，多不敢隨便外出，怕遇上憲警互相射擊時成為流彈下的冤死鬼。

    這場轟動上海、南京的大案件，當時報上曾連篇累牘地作了詳細報道。“金都血案”發生後的第三，唐縱派了警察總署督導員李哲會同憲兵司令部一個科長一同去上海實地調查。隔了幾，唐縱在國民政府的紀念周上遇到憲兵司令張鎮還開玩笑地：“你們憲兵打死了我們警察，是準備賠錢呢還是賠人？”唐縱平日和張一向很要好，話也很隨便。哪知這次卻不同於往常，張因剛受到蔣介石的責罵，正在為上海肇事的憲兵抵賴，是警察先開槍，憲兵有幾個人被打傷。張見唐縱這樣質問，懷疑唐縱向蔣介石告了他的狀，立刻冒起火來，氣衝衝地指著唐縱的鼻子：“你不要亂，究竟誰先開的槍你弄清沒有？”唐縱一向有涵養，對這種突如其來的責難，總是一笑置之，連忙把話扯開，又經在旁的人勸，兩人都走了。唐縱回到辦公室，立即叫人打電話到上海催李哲趕快查明真相，據實上報。

    此案雖經調處，但雙方各執一詞，都向蔣介石告狀，請求嚴懲對方。蔣介石大發脾氣，把唐縱和國防部次長秦德純叫去大罵一頓，責令他們兩人迅即查個水落石出。唐縱奉令後，又認為是件大傷腦筋的事。第二，唐縱去到上海親自進行調查。他除了聽取上海警察局長俞叔平的報告外，還把保密局上海站長劉芳雄、上海市政府調查室主任王新衡、警備司令部稽查處長陶一珊以及在警察局工作的軍統特務派去研究，並從各方搜集材料。唐縱在上海搞了一個星期左右，總算把事情真相弄明白，確定是憲兵先開槍打死了警察，警察才進行還擊。

    秦德純調查的結果，也和唐縱所查得的情況差不多。他們研究了以後，決定把幾個首先開槍的憲兵帶到南京交國防部軍法局去審訊。

    南京軍法局將解到的六七個憲兵，經過一兩個月的審訊，才決定把首先開槍打死警察的憲兵羅國新予以槍決，其餘的幾個分別判以徒刑。這場憲警血戰案雖然是警察方麵得到勝利，張鎮卻將唐縱當作仇人。原來，張被蔣介石狠狠罵了幾次，把怨氣都怪到唐縱的身上，兩個人弄得都不講話。唐縱雖竭力避免鬧人事摩擦，結果還是沒有避免。有一，唐縱到保密局和毛人鳳談起這件事的時候，感歎地：“過去總認為戴先生愛和人鬧意氣，弄得各方麵印象不好。今才感到負起責任以後，這些事總是無法避免得了的。”毛人鳳等他一走，便幸災樂禍地對幾個處長：“唐縱先生過去一直別人不會處好人事關係，今輪到了自己頭上才懂得這種困難。不像他在侍從室那樣不與別人直接接觸，與人沒有衝突，什事都好辦。”

    經過這次憲警大糾紛，在唐縱的建議下，國民政府才正式頒布《憲警職權調整辦法》，明確規定一般性的治定問題由警察處理，隻有軍人違反治安的案子才由憲兵處理。軍民之間有糾紛，軍人交憲兵，老百姓交警察處理。這樣，過去憲兵駐在哪便和哪的警察爭權奪利的問題暫時得到解決。

    第三件使唐縱大傷腦筋的事是警保合一的問題。他雖處心積慮地想把警察和保安團隊一起抓到手中，成為鎮壓人民的強大力量，以博取蔣介石對他進一步的重用。但實際上卻困難重重，經常使他感到頭痛。

    1947年月前後，國民政府正式通過法令，改組各省警務處，與各省保安處合並而成立警保處，但一直到1949年國民黨敗退大陸為止，唐縱的這一如意算盤始終沒有實現，雖然他以警察總署長兼保安局長身份來執行這一改組任務，但仍舊行不通。各省主席表麵同意而暗中反對。他們采取拖延對付的辦法，遲遲不肯將兩處合並，把保安處實權仍抓在手中。這是因為各省主席都把這些保安團看成是自己的命根子，無論如何也不肯放手。當時，保安團的經費出自地方政府，各省主席便以此要挾，如果要將保安團劃給警保處，便請中央負責經費。

    唐縱為實現這一計劃，於1947年6、7月間，親自跑到浙江、福建等省去商談，希望有幾個省能率先做到真正的警保合一。結果到處碰釘子，他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希望能由警保處掌握到各縣的保安隊。這一讓步，也隻是得到表麵上的同意，實行起來仍是問題很多。各縣縣長也同省主席一樣，認為自己要抓住縣保安隊這一點點實力才行。這樣一來，各縣又不斷發生警察與保安隊爭權的衝突，唐縱為了這些問題，時常弄到深夜都不能入睡，後來隻好擬具一個“警保自衛隊隊員職務劃分辦法”簽報蔣介石由內政部通令各省施行。

    “警保自衛隊隊員職務劃分辦法”主要是規定各縣（包括省轄市）城區治安與清查戶口等工作由警察擔任，重要據點與交通線的保護，以及配合國民黨正規部隊或保安團對零星人民武裝的“清剿”工作由保安隊負責。對於鄉村的防禦和要道口出入行人的檢查和鄉村戶口的檢查，則由各地人民自衛隊負責。

    這個職務劃分辦法頒布以後，實際上又恢複了過去“警保分治”的情形，這個鬧了許久的警保合一的計劃無形中成為了曇花一現，徒有空名，有些省連這名義上的合並工作也都沒有實現。

    第四件使唐縱傷腦筋的事是推行“警管區製”遭到各方麵的反對。

    在警察總署沒有成立之前，南京便已試行“警管區製”。這是利用警察對人進行的一種特務統治辦法，主要是將城市劃分為若幹“警管區”，每個區約二三百戶人家，每區設一警員，切實掌握住這個區的一切情況，這個警員可以隨時抽查戶口或盤查區內居民，遇到可疑的人可以隨時配合各個區派出所進行搜查，唐縱對這一製度極為重視。他上任後，便下令在全國各大城市普遍推行。結果遭到各省市參議會的強烈反對，認為警管區製度侵犯了人民的權利，要求取消。最後弄到國民黨的立法院也出來反對，他隻好去報告蔣介石，蔣介石認為這種辦法對肅清城市暗藏的共產黨和維護城市治安有很大作用，便叫他堅持實行下去。後來立法院開會叫他明，指責他這種辦法是“違法”的措施，他又不能把蔣介石這塊招牌抬出來作為擋箭牌，因為蔣介石還要裝出一副“中正”的假麵孔。他隻好硬著頭皮什警管區製實際上就是警察勤務製度的一種，隻是使警察業務更加精密化的一項分工，采用警員也隻是為了提高警察業務的素質等。結果，有的立法委員會仍不滿意他這們的明，仍舊要他取消這種侵犯人民自由的製度。他雖口頭上答應可以考慮，實際上一直到全國解放也沒有改變，而且在變本加厲地實行這一製度。蔣介石退踞到台灣後，仍把這一辦法正式規定下來，不過一直遭到反對。

    第五件使他傷腦筋的事是警察不能免除兵役的問題。

    唐縱上台後，提出了一個動聽的口號，以明警察工作的重要性。他到處宣傳：“建國期間，警察比軍隊更重要。”因此，他認為警察可以不服兵役。

    在這個問題上，唐縱完全失望了，也使他傷腦筋。因為抗戰勝利後，蔣介石根本不是在作建國的打算，而是要堅持發動反共的內戰。打仗便要炮灰，警察大多是適齡壯丁，許多人怕被征當兵而當警察，也以為可以得到免役。但各省的征兵機關照樣征召這些警察入伍，當時，這個問題沒有統一的辦法，各省市的警察局紛紛請求總署解決這一問題。唐縱最初也以為不成問題，正式函請國防部兵役局通令各省軍管區一律免予征召現在服勤的警察入伍。但出乎意外，他的意見沒有得到同意，反而要他通令各省警察單位服從兵役機關的征召。他唯一的法寶是找蔣介石，但報告上去，許久沒有批下來。他直接又去找兵役局長徐恩平商量，也沒有結果，弄了很久，才勉強達成一項協議，規定歲以下的警官警察仍舊要服兵役，隻有歲以上才準綏役，必要時仍得應征，他對這項規定很不滿意，曾在保密局向許多人發過牢騷，這樣一來，誰還肯來當警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