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特務頭子

    “五四”學運時曾是武漢地區學生界“領袖”，因湖南黃（愛）龐（人銓）案件時抨擊趙錫被捕，幾乎命喪囹圄

    號稱複興社“四大台柱”之一的賀衷賽，是中華民國史上的一個重要的曆史人物。他一生絕大部分時間都站在反共的潮頭，所作所為，遠非蔣介石手下的其他大特務可比。他除了具有比較深的資曆以外，還具有別人難以企及的理論修養和狂熱情緒，同時，他的領袖欲又結合了他詭譎的心機，使他在國民黨政訓係統和複興社取得了舉足輕重的地位。但是，由於他野心膨脹，羽翼豐滿，使蔣介石也不得不對他提防再三，這位“子門生”不僅始終未能獲得兵柄，反而在西安事變的“討逆”聲中，被蔣介石認為居心叵測而立加冷落，從此，他便一蹶不振，成了僅有虛位的幕外人物。

    賀衷寒，號君山。湖南嶽陽人，生於1899年臘月初五（公曆為1900年1月5日），他父親是鄉有影響的大紳士，家境富裕，望子成龍心切，因此很早便督促賀衷寒讀史學經。賀聰明好學，在私塾很快學完《四書》、《五經》，又在先生的教育下讀《資治通鑒》。1915年，賀衷寒入武漢旅鄂中學學習。由於他基礎較好，國文頗佳，每篇作文都被學校公布“傳觀”，為此得到湖南省“公費”。他還擅長書法，寫得一手藝術性的雙勾字，也喜歡詩詞，常作詩敘懷。在此期間，他讀了梁啟超的《飲冰室全集》，深為梁那種憂國憂民、飲冰懷霜的情懷所打動。當時，袁世凱為複辟帝製，表示接受日本提出的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中華大地民怨沸騰，反對簽約的鬥爭此起彼伏。賀衷寒在學校也投入了這場鬥爭，慷慨激昂地站在桌上講演，痛斥袁世凱的倒行逆施和賣國求榮。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賀衷寒在校被推為學生代表，義無反顧地投入這場偉大的反帝愛國運動之中。由於他在這場運動中表現了激昂的愛國熱情和較高的組織才能，所以，190年被武漢學生會推選為代表，赴蘇俄考察，並於19年1月參加了在莫斯科舉行的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通過對蘇俄的考察，他認為，蘇俄的政治比中國進步，但人民的經濟生活仍十分艱苦，不但未因革命而稍見改善，反而因國外壓力而日趨惡化，因此，中國革命不應采用蘇俄的方式來完成。正是在此時，賀衷寒開始了對中國革命問題的思考，並因思想激進而嶄露頭角。

    從蘇俄回國後，賀衷寒在武昌的一所中學教書，曾一度加入了惲代英開辦的共存社，後因意見不合而退出。不久，賀衷寒又到長沙，創辦了平民通訊社，批語時政，提倡民主，主張革命，他是中國最早的一批青年團員，但思想尚未定型，對人對事全憑狂熱。他在長沙曾聯絡失學失業學生示威，征求各校社團意見擬成立湖南公民選舉監督團，抨擊賣國政府，得到社會的同情和輿論界的讚許。

    當時，青年團員黃愛和龐人銓領導長沙工人鬥爭，被湖南督軍趙錫派人逮捕殺害。賀衷寒聞訊，冒著生命危險，以極大義憤撰稿《黃龐案之真相》，對趙錫大加抨擊，替死者鳴冤。趙錫惱羞成怒，下令將賀衷寒逮捕，關了個多月。在獄中，賀衷寒受盡折磨，幾乎命喪囹圄。後經兩省議員的保釋而出獄，但這次入獄使他更加認識了中國黑暗社會的現實和封建軍閥的暴戾，更增強了他改造中國社會的決心。

    出獄後，賀衷寒回到嶽陽，家人相見，百感交集，他父親要他在家鄉教書，免得在外麵惹是生非。但賀衷寒向家人申明大義，又告別了家鄉父老，來到南京。他本打算入南京東南大學讀書，但後來認為國家問題的解決，光靠筆杆子是不行的，必須用槍杆子來求得根本解決。時值黃埔軍校在全國招生，賀衷寒因向往孫中山革命來號召，便經上海轉往廣東投考黃埔軍校。不料當他到達上海輪船碼頭時，輪船剛離岸開往江中，賀衷寒急雇一舢板，緊追該輪，幸被當時投考黃埔軍校之一船客伸手援助，得以攀登上輪。他向援助他的人詢問姓名，才知道這個人是胡宗南，也是赴廣州黃埔軍校報考的。所以二人後來在黃埔軍校情同手足，私交甚深。

    經過嚴格考試，賀衷寒被錄取黃埔軍校第一期步兵科第一隊，當時的黃埔軍校，革命氣氛十分濃厚，正如黃埔校歌上所：“怒潮澎湃，黨旗飛舞，這是革命的黃埔……”賀衷寒入校後，和同期學生一起，集體加入了國民黨。他認真鑽研政治理論和軍事理論，以充沛的精力在學員中組織社會活動，所以很快得到校政治部主任邵元衝的青睞，蔣介石對他也很重視。194年11月，黃埔一期學生畢業，賀衷寒被分配到軍校政治部任秘書，旋又調任第三期入伍生總隊政治部主任。195年1月4日，政治部從黃埔遷往廣州省城分校，校本部設分部留守，由賀衷寒與李之龍負責。

    1月下旬，為團結黃埔及廣州革命青年軍人，擴大革命影響，由蔣先雲、曾擴情、賀衷寒、何畏能四人組織籌備“中國青年軍人聯合會”。月，該地正式成立，賀衷寒擔任了青年軍人聯合會的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他當時在《青年軍人》第一期上發表了《青年軍人與軍閥》一文，曆數了近年來帝國主義勾結軍閥的罪惡，指出中國的禍亂是帝國主義支持下的軍閥造成的，號召青年軍人要打倒軍閥，為中華民族的獨立富強而戰鬥。

    在黃埔軍校成為反共先鋒，與中共黨員李之龍發生格鬥，留學莫斯科中山大學時聲名狼藉，在蔣介石的授意下，積極籌建法西斯組織，大肆鼓吹法西斯主義

    195年、月間，孫中山在北京病危。黃埔學生聞訊，人心頗為不安，右派勢力乘機加緊活動。當時，國民黨老右派謝持從上海來到廣州，住在大沙頭醫院，是養病，卻經常到黃埔軍校遊。他青年軍人聯合會是共產黨的組織，賀衷寒、曾擴情等人在邊工作是為共產黨做嫁衣裳。還共產黨名為與國民黨合作，實則是乘機篡奪國民黨的黨權，一旦得逞，所有的國民黨黨員將受到無情的迫害而無立足之地等等。在謝持等國民黨黨員的煽動和拉攏下，賀衷寒迅速右轉，與青年軍人聯合會中的共產黨員發生了矛盾，甚至在第一次東征時的梅縣集會上，還與共產黨員李之龍發生了格鬥。為了對抗共產黨及青年軍人聯合會，賀衷寒等人在蔣介石的暗中支持下，於4月間在梅縣籌備成立了另一個軍人組織——中山主義學會（後改稱為孫文主義學會），賀衷寒、潘佑強為主要負責人。

    195年8月，廣東國民黨政府以黃埔學生軍為基礎，成立了國民革命軍第一軍，蔣介石為軍長，賀衷寒被任為該軍第一師第一團黨代表（團長劉峙）。為了從輿論上對付青年軍人聯合會及共產黨，9月5日，賀衷寒等人主辦出版了《國民革命》周刊，作為廣州孫文主義學會的機關刊物，借此極力反對三大政策，中傷共產黨，攻擊國民黨左派。由於他積極反共、又能寫會道，因而受到蔣介石的賞識。

    10月，國民革命軍開始第二次東征，蔣介石任總指揮。途中，蔣介石曾主持召開第一軍政治部職員及各級黨代表會議，討論黨爭問題。賀衷寒在發言中提出，一個革命政黨內，決不能容許兩種不同主義的信仰者長久存在長久合作，與其將來分裂，不如及早各走各的路，但我們兩黨可以聯合對付敵人。賀衷寒的這段發言極合蔣介石的口味，因而更受到蔣介石的信任。

    196年月，蔣介石借口青年軍人聯合會和孫文主義學會之間的鬥爭有違“親愛精誠”的校訓，迫令青年軍人聯合會解散，並命令孫文主義學會停止活動。為了將黃埔學生置於自己一手控製之下，決定另行組織黃埔同學會，指派蔣先雲、賀衷寒、曾擴情、李之龍、潘佑強等為黃埔同學會籌備委員，並親任會長。這是蔣介石控製黃埔學生作為自己工具的開始。賀衷寒等秉承蔣介石的旨意，在這一組織中繼續攻擊共產黨人，排斥國民黨左派。

    同年4、5月間，廣州國民政府組成軍人政治考察團赴蘇聯考察，賀衷寒是考察團成員之一。抵達蘇聯後，進行了一段時間的考察，隨即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後又轉入伏龍芝陸軍大學學習。賀衷寒此次赴蘇與第一次蘇俄考察，思想已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他自吹並不反對社會主義，但認為隻能是三民主義範疇內的社會主義，並要通過國家權力來實現。在他看來，像蘇聯共產黨進行那樣“殘酷的階級鬥爭”去實現社會主義，不但“慘無人道”，也完全不必要，在中國決不能容許有這種情況發生。

    在中山大學學習期間，賀衷寒和鄧文儀、蕭讚育、鄭介民、康澤等人看到同學中有數百名國民黨員，遂以有旅法支部為由，發起組織國民黨旅莫支部，但遭到校方製止，同時也未獲得國民黨中央組織部的批準。於是，他們又著手成立中山大學的孫文主義學會分會。因為該組織在國內已是臭名昭著的右派團體，所以當他們吸收會員的時候，有人向校方告發。學校立即召開全體大會，宣布孫文主義學會是反共反蘇的反動組織。因此，他們遭到大家的嚴肅批評，而賀衷寒則拒不認錯，在會場上大鬧起來，這是“民主”、“自由”，不應該壓製他們。學生們紛紛要求校方給他以處分並將其遣送回國。賀衷寒在中山大學聲名狼藉，不得不轉入伏龍芝陸軍大學學習。

    197年賀衷寒回國後，積極追隨蔣介石。“四一二”政變前，他同鄧文儀、蕭讚育等向蔣介石提出了反共主張，得到了蔣介石的讚賞。同年11月，賀衷寒被任命為黃埔軍校第六期北遷學生總隊長，奉蔣介石之命在杭州收容從廣州來的黃埔軍校學生辦浙江軍事訓練班，主持訓練事宜。198年4月又轉往南京訓練。7月，任國民黨革命軍總司令部政治訓練部主任。

    199年下半年，賀衷寒被派往日本明治大學研究軍事、政治。191年回國後任國民黨陸海空軍總司令部政治宣傳處處長、訓練總監部國民軍事教育處處長等職。他在日本學習的兩年時間，正是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爆發之際，各國資產階級為了加強自己的統治，紛紛要求建立法西斯專政，以鎮壓人民的反抗鬥爭。賀衷寒在日本期間深受法西斯主義的影響，回國後又正值蔣介石在191年5月召開的國民會議上公開鼓吹法西斯主義，於是，他憑著從日本取來的“真經”，在蔣介石的授意下，積極籌建法西斯組織，大肆鼓吹法西斯主義。

    名列複興社四大台柱之首，打著“救國”、“統一”、“複興民族”的招牌，宣揚“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獨裁理論和“攘外必先安內，抗日必先剿共”的反動政策

    191年“九一八事變”後，麵對國內抗日運動浪潮的衝擊和國民黨內派係鬥爭的傾軋，蔣介石感到自己的統治岌岌可危。但他當時所苦思焦慮的，並不是怎樣去抗日，而是怎樣更嚴密地加強其統治機器，進一步鞏固他的獨裁。

    蔣介石慣用罵人的方式，逼使對方去揣度他的心理，再想出辦法來迎合他的意圖。11月間，他一連幾次召集賀衷寒、康澤、桂永清、蕭讚育、周複、滕傑等黃埔學生開會，隻是一個腔調，歎中雜罵、罵中雜歎地：“我的好學生都死了！你們這些又不中用。現在時局艱難，我們的革命就要失敗了！……”蔣介石的獨角戲唱罷，會也就沒頭沒腦地散了。不過聽“訓”的人都明白蔣介石的脾性，他這樣把人一罵，就等於留下一個題目，叫你去作文章。當賀衷寒等這些“不中用的學生”，終於悟出蔣介石的意圖是要他們成立秘密擁蔣組織時，蔣介石已迫於形勢宣布下野了。

    蔣介石下野後，秘密組織的籌建工作仍在進行。在曾擴情舉行的南京“浣花菜館”晚餐上，被蔣介石再三罵過的黃埔學生推舉賀衷寒、滕傑、周複、康澤等5人為籌備代表。第二又召開了籌備會，決定由賀衷寒起草紀律條例。19年月蔣介石複職後，認為最重要的就是趕快搞成這個組織。賀衷寒向他匯報了籌備經過，並呈上由他起草的組織章程和由康澤起草的紀律文件。19年月初，蔣介石在南京“勵誌社”召集所有經他批準參加“複興社”的人開成立大會。按“中華民族複興社”的社章，蔣介石是“真命”社長，自然毋庸選舉。此外，選出賀衷寒、酆悌、滕傑、周複、康澤、桂永清、潘佑強、鄭介民、邱開基等9人為中央幹事。會後，蔣介石又指定賀衷寒、酆悌、滕傑人為常務幹事，並以滕為書記。由於賀衷寒是最初醞釀和籌備複興社，而後又始終是該組織的核心骨幹，因而被稱“十三太保”之一。又由於他是政訓係統的頭子和湖南派、留俄派的首領，再加上他自吹自擂的一大套理論，因而在複興社和黃埔係樹立了一定的聲望和威信，被認為是複興社的四大真正台柱（賀衷寒、鄧文儀、康澤、戴笠）中，他名列第一。

    賀衷寒自197年從蘇聯回國後，就開始從事軍政訓練和政治宣傳工作，從19年至196年，又曆任南京國民黨政府軍委會政訓處處長、豫皖三省剿總政訓處處長、國民黨軍隊黨務處處長、軍委會政訓處秘書長、新聞檢查局局長等職。另外還有曾擴情、鄧文儀、袁守謙、劉詠堯、蔣堅忍等人。他們都是複興社的高級骨幹，複興社就是通過他們去掌握指揮這個係統的特務活動的。在人事、行政上，則由他們自行管理各自的範圍，複興社組織的節製指揮，複興社隻通過他們的活動去貫徹其總的目的和基本要求。

    另外，賀衷寒還與他的湖南老鄉蕭讚育、鄧文儀、劉詠堯、袁守謙、張鎮、潘佑強、杜心如等暗中結成了“湖南派”集團，以賀衷寒為首領，蕭讚育居第二交椅。該派勢力不，連江西籍的桂永清和周複也與他們很親近。這些人除了同鄉關係外，又絕大多數是留過俄，又留過日，因而在留俄派和留日派中都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和影響。

    國民黨內派係鬥爭激烈，一些留俄學生歸國後，便成為各方拉攏的對象，賀衷寒也參加了這一爭奪的角逐。19年下半年，留俄學生00多人發起成立了留俄同學會。在成立大會上選出於右任、馮玉祥、邵力子為名譽理事，賀衷寒、鄧文儀、蕭讚育、劉詠堯、王懋功、王陸一、穀正綱、穀正鼎、康澤、段詩園、梁幹喬等0多人為理事。因為蔣介石也到過蘇聯，為壯大留俄同學會的聲譽，推舉蔣介石為名譽會長，又選舉賀衷寒為理事長，段詩園為總幹事。在成立大會之前，曾發生一番明爭暗鬥。當時，黃埔軍校出身的留俄學生有多人，連同複興社的共計100多人，他們自命為留俄同學會的主幹，急欲得到理事長一席，以便控製這個組織。但是，非黃埔軍校出身和非複興社分子的留俄學生人數也不少。他們想以改組派的穀正綱或比較超然的王陸一任理事長。經過一番爭鬥，最後才決定以賀衷寒為理事長，以改組派的段詩園為總幹事。總幹事是負實際責任的，所以，留俄同學會的活動並不完全受賀衷寒的控製。但賀衷寒並甘心，為擴大本係統的實力，他又有與鄧文儀召集留俄學生，對他們加以勸導和利誘。因此，許多留俄學生都被他們拉入了軍隊黨務、政治係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