隻要一到史上的明君，就繞不過“秦皇漢武，唐宗宋祖”這幾個耳熟能詳的名字，撇開開國皇帝嬴政和趙匡胤不談，劉徹和李世民為什被稱為明君呢？

    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善於用人，他們在位時期文臣武將大放異彩，英雄輩出流芳千古，他們的事跡至今膾炙人口，如：

    董仲舒，東方朔，司馬遷，竇嬰，司馬相如，蘇武，張騫，主父偃，衛青，霍去病，李廣……房玄齡，杜如晦，長孫無忌，魏征，李靖，侯君集，秦瓊，尉遲恭，薛仁貴……

    為什偏偏他們在位時人才濟濟，能人輩出，有識之士充盈朝野，而其他曆代子卻常年飽受人才匱乏的窘境呢？

    難道隻是運氣嗎？當然不是。

    有句話的好：千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

    細心考求不難發現，察舉製雖然最早由文帝提出，卻是在武帝時達到完備，各種規定相繼推出。各種科目不斷充實，這才有了統一的選才標準和考試辦法。

    而唐太宗更是科舉製完善的關鍵人物，他格外重視人才的培養和選拔。即位後大大擴充了學院的規模，擴建學舍，增加學員。他的那句“下英雄盡入吾彀中矣！”，千年之後還被人津津樂道——

    正是因為他們分別完善了“察舉製”和“科舉製”兩種在當時尚屬先進的選官製度，所以他們才能不受人才匱乏的苦惱，垂拱而治，開創盛世，成為千古一帝。

    有了他們成功的案例，張帆自然是要效仿，當然首先就是要成功推行科舉製。

    張帆又是築城，又是強遷，之所以費這大功夫，就是為了確保科舉製推行不會有太大的阻力。可是為什士族門閥集團一定要堅決抵製科舉製呢？

    這就要從科舉製的主要特征起：

    士子應舉，原則上允許‘投牒自進’，不必非得由公卿大臣或州郡長官特別推薦，這一點是科舉製最主要的特點，也是與察舉製最根本的區別。

    科舉製改善了之前的用人製度，徹底打破血緣世襲關係和世族的壟斷；“朝為田舍郎，暮登子堂”，部分社會中下層有能力的讀書人進入社會上層，獲得施展才智的機會。

    這一點可以比“刨了那些世家大族的祖墳”還要嚴重，畢竟這已經斷絕了他們相當大一部分子孫後代做官的機會。在官本位的古代中國，這無疑是滅頂之災。

    正是考慮到這些，戲誌才表情凝重的勸諫張帆：

    “主公，您要三思啊！雖然您已經把地方上的一流豪族全部遷入會稽，可是地方上殘存的豪強仍然是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他們是絕計不肯引頸就戮！再那些遷入會稽的豪族畢竟時日尚短，他們在當地千絲百縷的關係網還沒來得及鏟除。貿然行動恐怕——”

    張帆伸手止住他的話頭，斬釘截鐵的：“這些我都明白。你也不用再勸，我意已決。你就照我的意思認真辦吧！隻許成功，不許失敗。”

    戲誌才的疑慮並非杞人憂，其實上張帆對此早有心理準備，就像是九十年代的“國企改製”，一大批人丟掉了“鐵飯碗”，改革的陣痛期在所難免，也許會造成社會動蕩不安，亂象叢生，可能大大加劇張帆統治的成本，不過張帆這次是吃了顆秤砣鐵了心，一定要把科舉製推行下去，甚至暗暗決定：人擋殺人，佛擋殺佛，堅持一百年不動搖，至死方休。

    改革是社會發展的強大動力，但是改造舊事物、舊製度自然要付出代價。可是相對來，現在改革比起未來改革，阻力要很多，當下的確是最好的時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