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文義的幾個設問已經讓溫子升和夏侯善心一怔，當聽說偽造那個鐵牌要梟首示眾更是吃驚不小。這是依照哪條法律定下的規矩問題不在針對於此的嚴懲峻罰，而在於這個所謂的五原特區難道有了自己製定的法律條款了嗎如此，致廷尉府於何地另立朝廷嘶怎可能

    到底是搞紀檢監察工作的，僅憑一個身份造假的處罰立刻就能聯想到“另立中央”這大的政治事件上去。事實上，溫子升他們的懷疑是有道理的。懷朔鎮是大魏的一個軍鎮，形製上相當於州郡，不存在“一國兩製”的特殊情況。朝廷也沒有授予懷朔鎮地方自治權，社會管理采用的是同一套法律體係。沒有可能允許你另起爐灶，單獨搞一套“地方法規”。

    實際情況是，高歡來五原之後首先推出一套“八準八不準”的社會管理製度，用新的行政手段規範五原人的行為舉止，執行力度甚至比大魏法律還嚴格。作為一枚後世而來的刑警，高歡豈能不知道以權代法的危害性但是，目前他還不敢大肆使用魏法來管理五原。因為很大一部分法律條文過於嚴苛，動不動就是腰斬、梟首、棄市、剁手、砍腿、刺字等酷刑。說實在的，他是秀才招雞，下不了毒手。九成以上都是災民流民，偷搶盜是普遍現象，如果嚴格按照律法處罰，五萬流民剩不下幾人了。這需要一個過程，穩定、安居、飽食、衛生、知恥、規範、文明，然後才是法治社會。可是，又不能沒有約束的放任自流，所以，五原特區適時推出臨時的“八準八不準”代替魏律管理社會。這就難怪溫子升他們浮想聯翩了。

    這幾天三人分別都在五原民眾中走訪，雖然內容各有側重，但獲取的信息量都差不多。郭文義是深入民間，夏侯善的主要方向是軍隊，溫子升是全麵了解。由於最初的策略是微服進入，不與五原方麵正麵接觸。先通過基層民眾聊天懇談，掌握第一手資料，初步形成一個完整的印象後，再依據彈劾內容逐一核對。最後通過公開接觸，質詢釋疑，逐條落實，形成可信確鑿的證據鏈條後上報禦史中尉。至於元中尉如何向皇帝交待，那就不是他們這些小嘍囉能管得了了。

    雖說每一位禦史都有檢舉彈劾百官之權，但受命調查的案子就不能隨便上書了，有憑有據是起碼的職業道德底線。

    北魏的禦史製度，既沒有達到唐朝時期禦史言官可以“風聞奏事”，而且不負任何責任的高度，也沒有落破到明朝晚期的禦史言官成為利益交換的保護傘。北魏朝廷照貓畫虎的設立蘭台禦史以糾察百官，黜罰貪贓，但禦史沒有證據的胡說八道也是要承擔責任的。高歡的祖父高謐就曾是治書侍禦史，因其執法嚴苛，不徇私情，得罪了豪強貴胄，被人嫁禍，坐法徙邊，這才有了渤海高氏一脈流落北地的淒涼，也才造就了曆史上的高歡奮發圖強的一幕。

    應該說，溫子升他們的調查手段和調查方向是切實可行的。中秋狂歡節開幕那天進入五原城，一晃七天過去了。調查的內容越來越離譜，甚至有些內容根本弄不明白，還怎進行下去三個人今天是第一次全麵匯總各自掌握的調查材料。

    夏侯善提出的疑點，五原無疑是符合彈劾奏折上的條款的。按照慣例，五原當下所體現出來的表征，足可以給他按一個“國中之國”或“意圖獨立”的罪名。可你又拿不出強有力的證據證明這兩項罪名是成立的。比如鎮軍軍官的稱呼一事，團長、排長是什東西人家說那是民壯們鬧著玩的。為了不至於讓人誤會這些民壯都是鎮兵，所以胡亂的起了一個普天之下沒有軍隊用過的一個名號。怎地，不行嗎

    依照大魏軍製，一幢兵力三至五百人。五原的幢主是高歡，明麵上表現出來的正式兵卒數量也就那多，甚至不到五百人的滿員員額。表麵上看不出違製。至於五個居住點加起來兵員數量遠遠不止這些。問起來，人家說這些都是民壯。地處邊關，軍鎮的職能本來就是全民皆兵，你能說人家這是養兵自重這些養兵的費用又沒有伸手向朝廷要，自掏腰包替朝廷訓練民壯，本該大加獎賞的，怎還成了罪責了倘若依次定罪，軍鎮還是軍鎮嗎不如改為州郡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