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鍾南下定決心了。

    如果他以前還有所忌憚，是因為害怕關內的那些勢力強大的地主縉紳，尤其是代表這個階級的利益的那些讀書人們反對的話，那，他現在已經無所顧忌了。法國投石黨和太後安娜、首相馬紮然兩大勢力的對峙讓他想起了已經快要遺忘的清朝曆史。

    皇太極、多爾袞已經不必去他了。這兩個原本應該成為梟雄的人物已經成為了這個時代的邊角料，雖然多爾袞依然還在外蒙一帶率領著那些剩餘的滿洲八旗子弟們，但在外喀爾喀蒙古三部，還有**人，以及他楚某人麾下衛國軍的三重打壓下，隻能算是苟延殘喘。雖然現在衛國軍已經把重點放到了關內，而多爾袞也似乎正在抓住時機，集中全力去攻擊喀爾喀蒙古，好像是希望籍此著重新奮起，但事實證明，滿清已經失去了機會。就像沒有楚鍾南的那段曆史一樣，如果沒有大明的內亂，沒有李自成的短視，滿清最終的結果也隻會是被滅亡。而現在，對女真一族有著深刻忌憚的楚鍾南不僅不會讓其再有東山再起的可能，就算他們能夠抓住這個看似不錯的機會，可以利用關內廣大資源的楚鍾南又怎可能再重蹈大明的覆轍？何況，早在進兵東北之前，楚鍾南就曾經對自己那些手下們，還有兒子路易在內，告訴他們，他們日後的任務就是北上和南進。北上，一方麵是徹底消除滿洲重新崛起的機會，另一方麵，就是將東西伯利亞掌握在手中；而南進，自然也就是南洋和東南亞的那些地區了。他相信，有了這兩個任務在肩，又有他楚某人打下的基礎，中國再次閉關鎖國，爾後落後的可能性應當不會太大。

    可是，通過跟伯恩特和韋茨拉爾兩人的談話，楚鍾南卻突然發現，自己雖然千防萬防著那個多爾袞，卻忘記了原本的曆史上，大清王朝建立之後，隻過了幾十年，到了康熙年間，就發生了諸多的事情。影響巨大的九王奪嫡，極度嚴重的土地兼並，官員的貪腐……幾乎使得康熙數十年辛苦所積攢起來的國力損失殆盡。而造成這一切的，除了康熙那幾個兒子之外，更加主要的，就是那些地主縉紳，還有那些代表這些人利益的官員。雖然康熙最後總算選擇了一個比較強硬點兒繼承者，他的第四個兒子。雍正，這個在將近兩百年的時間一直頂著暴君的名聲，直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末，二十一世紀初才被人漸漸的開始重新審視的皇帝，為了重新充實國庫，以強硬的姿態推行了“攤丁入畝、火耗歸公、官紳一體納糧”等政策，終於為乾隆年間的國家安定打下了基礎。可是，就算雍正不惜毀了自己的名聲，也依然沒有使得自己的王朝最終逃過那一關。乾隆年間，好大喜功，但也還算精明的愛新覺羅弘曆在位六十年間，把國家的資產再次敗壞一空。雍正所推行的新政成為了一紙空文，官員貪腐成風，朝廷幾乎公然的賣官鬻爵，甚至還準許官員上交“贖罪銀”……而這一切的一切，根源都是出自地主縉紳階級。

    當然，楚鍾南並不是想自己就仇恨那些地主縉紳，以及代表這些人利益的那些封建讀書人。曆來，每一個國家，在安定了許多年之後，總會誕生一些這樣那樣的特權階級。這些人仗著手的權利與關係，將國家的財富朝著個人的手大肆集中，最終會引發新的危機。這種循環，一直都沒有哪一個國家能真正的將其解決，也沒有哪一種政策能行。或許，真正的共產主義可以，但那卻遙不可及。而現在這個時代，大明王朝雖然大廈將傾，但土地兼並，財富不均的狀況依然極度嚴重。他楚某人如果在這個時候采取了和光同塵的策略，對這些東西視而不見，那，他固然能夠比較順利的取得政權，但誰也不能保證，再過幾十年，就算有他自信比較完善的政體製度的限製，危機就不會再次出現。別忘了，他楚某人就算再有能力，也不可能比得上後世那些集中了無數有識之士數十年乃至數百年之功才發展出的政體……那些政體都不能逃脫各種危機的困擾，何況是他的這種囫圇體製？

    所以，他果斷地放棄了對長治久安的希望，他隻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讓這些危機出現的晚一些。這樣，國家的基礎也就能夠穩固一些，承受危機的能力也就強了一些。而想做到這一點，對國家資源的掌控自然也是不可或缺的。此外，通過利益的重新分配，徹底掌握絕大多數的民心，總比老是去麵對那些讀過兩本聖賢書，會做兩首歪詩，就自以為是文曲星下凡，老是唧唧歪歪，看這不對，看那不滿，可一需要真幹實事兒就全都成了縮頭烏龜的人要強。此外，政務院早就開始推行了“全民識字”，日後的讀書有的是，隻要堅持幾年，他還用得著怕那些士人階層？

    所以，他下定了決心。

    而隨著楚鍾南強硬的堅持，政務院的高層們，不管是願不願意，最終不得不同意了這一項命令。而隨著代表這一政策的祟禎**第六十七號總理令的頒布，北京所麵對的局麵立即變得空前詭異了起來。

    祟禎**七月十一日，李自成派遣使者到達北京，向楚鍾南表達了善意。李自成認為，楚鍾南的土地改革政策跟他自己所提出了“均貧富”的口號是一致的，兩軍都是窮人的隊伍，所以，完全可以放棄前嫌。而隻要兩軍能夠和平共處，那，這下，還不就是李、楚兩家的？他還表示，願意與楚鍾南約為兄弟，共取中原。

    八月三日，南京方麵派來晉見官員，要求麵見祟禎，並且對政務院明確表示，江南諸地絕不接受土地改革這等“亂命”！之後，此官員麵見祟禎，兩人在皇宮內密談了將近一個時辰才結束。不久，這名官員回到南京，卻突然拿出了一份署名祟禎，由血書寫的衣帶詔。而且，這衣帶詔上的內容還不少，先是以祟禎的語氣了幾句話，楚鍾南挾子以令諸候，乃今世之曹操。然而他朱由檢絕不會做懦弱無能的漢獻帝，寧可死，也絕不能讓楚氏奸謀得逞。隻是，祟禎皇帝身處虎口，無力脫險，隻能借著這次南京官員晉見的機會秘密給大明的忠臣義士們下達詔書，禪位於太子朱慈烺，並希望朱慈烺能挾帝皇之威，振奮精神，整合下兵馬，除奸臣楚鍾南，滅反賊李自成、張獻忠諸輩，再興大明。而之後，衣帶詔上又為朱慈烺指派了幾名官員，並且標明了是“太上皇”祟禎給新任皇帝陛下指派的輔政大臣。這幾個人中，馬士英被任命為吏部尚書兼首輔大臣，阮大重又被派去主掌都察院，兵部尚書依然是史可法的，但是，卻偏偏沒有原本的禮部尚書錢謙益，更加沒有那些當初從北京南下的官員。於是，這個衣帶詔引起了許多人的猜疑，都以為是某些人自作聰明的偽詔。那些南下官員，還有許多依舊心向朱氏，頗有忠心的臣子們對此都極為不滿。南京再一次大亂。然而，這時候的馬士英卻底氣十足了。他們不僅有了衣帶詔撐腰，還仗著手有了衣帶詔擠兌住了史可法，最終，靠著各種手段讓這位耿直卻從來都不擅長政治鬥爭，同時又對祟禎極度忠誠的漢子放棄了手中的兵權。這樣一來，馬士英憑著自己跟宮內的聯係，以及新到手的兵權，自然而然地就成了南京城最有實力的人物。一時間，錦衣衛、戍衛軍在南京城內遍地亂走，不住的捉拿那些反對者，尤其是那些從北京南下，還試圖與馬士英等人爭權者，更是首當其衝。甚至禮部尚書錢謙益的府邸也一度受到了衝擊。不過，最終，錢謙益還是安安穩穩的坐著水師的船，帶著親朋好友，還有對南京政權失去了希望的黃宗羲等人離開了北京，沿長江出海北歸。而南京的亂局並未因為錢謙益這一實力派的離開而改變，馬士英等人的所作所為激起了眾人的義憤，這也使得一直坐守武昌的左良玉得到了口實，於是，這位殺人如麻，比賊寇還要狠毒數倍的軍閥率領大軍二十萬，打著“清君側”的旗號沿長江順流而下，直趨南京。

    當然，南京的亂局是以後的事兒了。而且，相對於政務院正在推行的“土地改革”，南京亂起來之後也依然沒能牽扯太多人的目光。因為，相對於楚鍾南的那第六十七號總理令所引發的狂潮，那隻不過是一場打鬧，北方的事情，才是真正向千年封建體製宣戰的重型炸彈。

    六月，“土地改革”的命令下達之後，政務院所控製的地區即掀起了無與倫比的巨大狂潮。隻是，一開始，這所謂的狂潮隻是一種心靈上的激發。本來可以給農民帶來巨大利益的土地改革，並沒有如楚鍾南等人意識的那樣，立刻就燃起農民的熱情之火。因為，中國的農民，他們往往膽怯懦，雖然心有向往，卻不敢立即起來響應。不過，對於這些，楚鍾南等人也算是早有準備。而且，先前為了推行“全民識字”，政治部的人早就奉命去激發那些普通老百姓的鬥爭情緒，隻是當初引導的方向不一樣罷了。而這一回，既然已經下定了決心，隻要稍稍改動一下，自然可以達到目的。命令很快下達到了那些政治部的工作隊手中，之後，工作人員從改造傳統的民俗倫理入手，通過“挖窮根”等方法，激發了農民對地主階級的被剝削感、階級對立意識、革命鬥爭意識和擁護政務院，擁護楚鍾南的意識。在此基礎上，一向溫和、忍讓的老百姓將整個地主階級打翻在地的複仇情緒開始宣泄。不過，也僅僅隻是如此。負責指導土地改革的政治部不僅有著在朝鮮施行土改的各項經驗總結，楚鍾南本人也大致知道老百姓的複仇心理一旦暴發將會發生什情況，而且他也十分清楚，在貧富錯位的社會分裂中，農民傳統的發家致辭富心態也會轉變為既渴望財富，又懼怕財富冒尖兒的矛盾心態，甚至有些人還不惜將現有的財產揮霍浪費。所以，對於這種情緒的引導，基層的工作人員們早就接到了指示，要區別對待那些開明地主和土豪劣紳，區別對待合情合理的富裕以及過度剝削式富裕……等等，注意事項一大堆。另外，政治部的工作人員還別出心裁的將分田地與全民識字相結合，提出識多少字，才能相應的分多少地；家多少人識字，就有多少人可以分地等條件，結果，這些都大大的刺激的老百姓們學習的欲望。甚至發生了工作隊教習人員被所在地的村民們不停的糾纏學習直至累病了的事例。而除了這些，楚鍾南還嚴厲指示，絕對不允許有二流子之類的人物混入到土地改革工作之中，以免這一政策受到破壞……

    土地改革在地方上如火如荼的進行，城市自然也受到了影響。一些富商憚於這股可怕的風潮，紛紛按照政務院的命令，平價出售了自己的土地，並且按照政務院令，開始在自己的作坊按照新頒布的《勞動條例》安排工作。

    而除了讚同，以及按照政令進行生產作業的，自然也有人對土地改革進行反對的人物。這些人中，有的組織人進京請願，有的在地方上組織勢力頑抗，有的則賤賣家產，向南逃遁，甚至還有打算出逃海外……總之種種，不一而足。但是，迸發了無比熱情的老百姓是不能得罪的，反對的人們除去逃跑的，幾乎都沒有好下場。他們的反對，反而為楚鍾南徹底肅清自己的統治區提供了借口。而除了這些，楚鍾南本人對守法經營的商人們也是頗有好感，在頒布與土地改革政策配套的各項法令法規的同時，也向轄區內的富人通告了自己對工商業的支持。同時，還提出了一些點子，提供了一些渠道，以及相應的法律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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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把規矩定下了，等過些年，你就要把這些規矩再進行一定的改變。畢竟，時代在改變，政策也要相應的引導並且適應社會情況。另外，你還要知道……”依舊是自己的會客室，楚鍾南看著已經開始擔任公職，並且成為了北京“知府”劉盛昌的專職助理的楚辭，語重心長：“尊重個人財產，其實是一個國家穩定的重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