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金融史與大國博弈（套裝共12冊） (xinshuhaige.com)”

    第六章 美元崩潰

    如果美元崩潰，那將會怎樣？如果外國人拋售所持美元並放棄這一貨幣，那將會怎樣？如果這些事情發生，美國決策者會怎做？

    如果美聯儲和中央情報局（CIA）現在就著手製訂這些情況的應對計劃，那自然是最好不過了，雖然近期事件並未消除人們對美國政府危機應對能力的懷疑。如果它真的采取措施，那它將會從何以促成危機和何以導致外國人放棄美元開始。

    一個觸發因素是美中政治衝突。積聚已久的貿易和外匯糾紛可能會公開化。美國政界人士可能會對從中國進口的商品實行全麵關稅，但中國不會就此認輸。或者，美中在對待所謂的“流氓國家”的政策問題上出現衝突。想象一下，美國對某個“流氓政權”采取了與中國意願背道而馳的軍事行動。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可能會采取重大舉措，以表達自己的抗議。

    對中國來說，發泄其對美國的怒火並對美國施加影響的方式之一，就是運用它的金融武器。在所有的美國政府證券中，中國官方機構所持的比例為13%。拋售這些證券將會讓債券市場陷入恐慌。一旦中國政府開始拋售，其他投資者就會跟風而至。如此一來，美國的利率就會大幅飆升。美元將會跌至低穀。這種不堪一擊的脆弱性會導致出口商、進口商和投資者永遠放棄美元。

    這一場景的可信度有多高？曆史或許可以幫助我們找到答案。

    金融武器與地緣政治

    利用金融武器實現地緣政治目的一個例子就是1956年的蘇伊士運河危機，而使用這一武器的正是美國。在超級油輪問世之前，西歐70%的石油是經由蘇伊士運河運送的（現代超級油輪由於規模過於龐大而無法穿行）。基於該運河，從英國殖民地馬來西亞運送錫和橡膠至歐洲的成本會大大降低。從更廣泛的意義上講，這也會降低亞洲和歐洲之間商品運輸的成本。因此，英國在蘇伊士駐有80000人的衛戍部隊，並與法國共同掌控蘇伊士運河公司（Suez Canal Company）的財務大權。

    同其他第三世界國家一樣，當時的埃及也正經曆著民族主義浪潮，並尋求自1952年起從英法聯營公司手中收回蘇伊士運河的租借權。1952年7月22日，一場軍事政變推翻了埃及的君主政權，賈邁勒·阿卜杜勒·納賽爾將軍上台。納賽爾上台之後，埃及與英國乃至整個西方之間關係都變得日趨緊張。1954年，納賽爾與英國達成一項協議，後者同意撤離駐守蘇伊士運河的衛戍部隊。之後，納賽爾提高賭注，於1956年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

    作為中國台灣的盟友且一直對中國大陸持敵視態度的美國迅速做出反應，停止對埃及阿斯旺大壩的資金支持。英國早前參與了阿斯旺大壩的設計工作，而英國水文學家也參與了大壩的早期工程，但提供資金支持的是美國，這也反映了當時英國所處的窘境。艾森豪威爾政府的這一突然決定凸顯了“冷戰”政治家約翰·福斯特·杜勒斯的影響力。當時，剛剛經曆過腸道手術的艾森豪威爾正處於康複期，而外交事務則委托給了一向以強硬著稱的杜勒斯。

    杜勒斯滿以為納賽爾會知難而退，但這位埃及總統卻不願意做出讓步。阿斯旺大壩是納賽爾心目中的金字塔，他要將它打造成現代埃及的象征。因此，他重申從英法手中收回蘇伊士運河的特許權，並將運河收歸國有。對此，蘇伊士運河公司的70000名法國股東憤怒不已。令法國政府更為惱火的是納賽爾對阿爾及利亞叛軍的支持，這使得法國在北非的政治和軍事問題進一步惡化。

    為此，法國同以色列達成了一份秘密協定。長期以來，以色列就反對納賽爾對途經蘇伊士運河的以色列商船的阻撓。不久，它們得到一份緊急情報，獲知埃及剛剛從蘇聯購買了一批“米格”戰鬥機（這些戰鬥機是經由捷克斯洛伐克采購的，但這並不重要）。更為嚴峻的是，蘇聯和捷克斯洛伐克的飛行員已經駕駛這些戰鬥機抵達埃及。

    在同法國進行了一係列的秘密磋商之後，英國同意加入這一聯盟。1956年10月29日，以色列先發製人，入侵西奈半島。英國和法國則出兵奪取運河的控製權，表麵聲稱是為避免運河遭以色列和埃及部隊破壞。英法戰鬥機對埃及機場進行了轟炸（“米格”戰鬥機自然也包括在內）。納賽爾不甘示弱，將全部47艘航經運河的船隻擊沉，致使運河關閉。雖然來自亞洲和中東的商品及石油仍可繞經非洲之角抵達歐洲，但額外的成本卻極為高昂，而且航運時間也大大延長。納賽爾采取的行動造成了一係列的嚴重後果，其中最恐怖的後果之一就是開普敦的艦船大擁堵，有超過平時3倍數量的船隻在那補給燃料。

    雖然法國傘兵和英國突擊隊有能力以較低的代價奪取運河的控製權，但損失已經造成。英美之間的特殊關係也因此而受到損害。雖然是外交官出身，但保守黨首相安東尼·艾登在發起軍事行動之前並未征求艾森豪威爾的意見。他隻是想當然地認為這位美國總統會支持他對埃及政府采取的行動，因為之前埃及已經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之所以沒有征求美國的意見，一種可能的解釋是當時的艾登已對納賽爾忍無可忍。艾登向來以自負著稱，易感情用事，且當時正值暴怒之時。早在1938年，他就因不滿首相內維爾·張伯倫背著他接觸意大利獨裁者貝尼托·墨索尼而憤然辭去外交大臣職務。納賽爾將蘇伊士運河收歸國有，最終導致英國的和解政策（艾登是該政策的主要參與者）破產。在1951—1955年第三次出任外交大臣（第二次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時，艾登就曾親自就英國駐蘇伊士基地軍隊撤離問題與埃及進行磋商。

    此時的納賽爾已經成了艾登的眼中釘，他決心要推翻這位埃及領導人。折中辦法是不可行的。對於主管外交事務的國務大臣安東尼·納丁提交的備忘錄，他的反應是：“你那份備忘錄上都是什亂七八糟的東西……孤立納賽爾，還有這個‘中立’納賽爾，這都是些什胡話？我要打倒他，你明白嗎？我要除掉他……我才不管埃及會不會出現混亂。”艾登之所以大為光火，原因就在於這份備忘錄建議以外交手段解決與埃及的問題。

    誤會或許還與這樣一個事實有關：艾登與美國駐英國大使溫斯羅普·奧爾德奇從未建立起良好關係。值得一提的是，溫斯羅普·奧爾德奇是納爾遜·奧爾德奇的兒子，後者在建立美聯儲和推動美元國際化方麵扮演了重要角色。正常來說，美國大使應該有一個傳遞美國總統和國務院看法的信息渠道。但艾登與奧爾德奇關係相當冷淡，後者似乎更關心英國社會而非它的外交政策。

    最後一個因素就是艾登對財政大臣哈羅德·麥克米倫的信任。麥克米倫盲目地認為英國可以依賴與美國的特殊關係。就個人而言，麥克米倫與美國也有關聯，她的母親就是在印第安納州出生的。此外，他與美國在任總統之間也有一種特殊關係。當時的艾森豪威爾任北非戰區盟軍最高司令，而與英國首相丘吉爾之間的戰時聯絡工作就是由麥克米倫負責的。在蘇伊士運河戰爭前夕，麥克米倫在前往華盛頓參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年會時曾偷偷溜進白宮，與艾森豪威爾進行了一次會麵。在這次會麵中，雙方有無談及蘇伊士運河問題不得而知，但他給首相傳遞的信息卻是非常明確的。“艾森豪威爾決意已定，”他寫道，“不管以何種方式都要讓納賽爾下台。”這隻是一廂情願而已。

    在蘇聯出兵鎮壓匈牙利革命之後，艾森豪威爾及其國務院最不願意做的就是與占領國為伍。杜勒斯看不慣任何與殖民主義沾邊的東西，因為他認為這將會削弱美國在“冷戰”中的地位。此外，基於預算考慮，美國財政部長喬治·漢弗萊——艾森豪威爾的內閣密友——也不讚成美國提供支持。

    英國人也誤解了美國的選舉政治。1956年11月，艾森豪威爾謀求連任的事實給了他們一種信心，讓他們以為他會與英國和以色列站在一起，共同反對埃及。事實上，美國選民並不願意美國再次介入一次軍事行動。對於以捍衛和平為競選口號的艾森豪威爾來說，反對蘇伊士運河戰爭會為他贏得政治加分。出乎英國的意料，美國要求立即停止軍事行動。

    英鎊的脆弱

    這就是地緣政治的整個背景，金融背景則是英鎊的脆弱性。英國的國外債主仍在尋求擺脫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獲得的金融請求權，而英國日漸寬鬆的資本管製則為這些債主提供了這樣做的機會。與此同時，受製於高工資、低生產率和對抗式的勞資關係，英國也難以通過發展強勁的出口經濟來抵消其弱勢金融。在蘇伊士運河戰爭之前，英國的儲備甚至就已經快降到被視為最低安全水平的20億美元。基於這一背景考慮，參與一場昂貴的、不確定的軍事行動是危險的。蘇伊士運河的關閉將會增加航運成本，並會提高進口石油的價格。因此，蘇伊士運河冒險行動也就進一步加深了市場對英國能否維持1英鎊兌2.8美元的英鎊兌美元匯率的懷疑。

    這一匯率的下降或許會產生深遠影響。那些習慣將其貨幣與英鎊掛鉤的英聯邦國家和北歐國家將不得不決定是否延續這一習慣。它們或許會選擇與美元掛鉤，因為美國是一個更強大的經濟體，也是一個更大的貿易國。如果這樣，那對英鎊區的凝聚力以及英鎊區成員國在倫敦的銀行業務來講，都將造成災難性的後果。

    在蘇伊士運河行動之前，艾登政府就已經知道，要想維持1英鎊兌2.8美元的英鎊兌美元匯率，它需要得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幫助。這正是艾登和麥克米倫認為他們會獲得美國無條件支持，並對此充滿信心的原因。這也正是他們做出嚴重誤判的原因。美國國務院警告說，美國可以提供支持，但前提是英國政府必須承諾撤離其在埃及的軍隊。11月2日，美國在聯合國大會提出了一項停火決議。美英矛盾的公開化導致了英鎊擠兌事件。之後，美國明確表示，它不僅要求停火，而且還要求實際撤軍。這一聲明使得英鎊麵臨的局勢進一步惡化。

    至此，麥克米倫——他曾是美國政府內閣中主張對納賽爾采取軍事行動的最堅定支持者——突然改變立場。他也因此被反對黨指責為表不一的兩麵派，並被冠以“先進先出的麥克米倫”的綽號。但作為政府的財政大臣，他實際上是沒有其他選擇的。他的真正失敗在於此前他對美國將會為英國提供幫助的過度自信。

    在接下來的兩個星期，英國政府一直在推諉，它表示接受停火協議，但僅同意撤出一個營的兵力。資本管控延緩了儲備的外流速度，但引來了眾多賭注英鎊貶值的投機者。考慮到英鎊可能貶值的情況，購買英國商品的外國買家要求延期付款，而向英國銷售商品的賣家則要求提前付款。

    妥協是痛苦的。保守黨後座議員團體“蘇伊士集團”（Suez Group）並不願意承認英國已經失去第一位階地緣政治強國地位的事實，強烈反對撤離全部軍隊。艾登政府尋求金融支持的承諾，以便確保內閣在撤軍問題上達成一致。但艾森豪威爾政府仍要求英國政府給出具體的撤軍日期。英國人擔心設定具體日期可能會引起混亂，導致部隊無法正常撤離，並危及駐軍的安全。因不堪重負，身體狀況欠佳的艾登飛往黃金眼（Goldeneye）休養，這也是家伊恩·弗萊明在牙買加的度假地。這並未激起人們對政府的信心。

    所有人都知道危機會在12月4日進入最嚴峻的時刻，因為在這一天，麥克米倫將會就英國的儲備情況發布月度報告。它將會表明英國的黃金和美元儲備已降至20億美元以下，這毫無疑問會引發新一輪的英鎊擠兌事件。迫於這一時間的壓力，艾登政府重申了它的撤軍承諾，但仍試圖避免給出一個確切的日期。它采用了含混不清的語言向華盛頓保證，“（我們）已經決定準時撤離，我們也準備準時撤離”。

    所有的牌都掌握在美國人手，他們不做任何事情就能迫使英國讓步。12月2日，在財政大臣發布報告兩天前，英國內閣同意將12月22日作為撤軍的最後時限。12月3日，剛剛休假回來的美國財政部長漢弗萊同意支持英國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款。

    基於此，當12月4日麥克米倫作報告時，他可以說英格蘭銀行的儲備已經降到20億美元以下，但同時也可以聲明，美國支持英國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取全部的13億美元的信貸額度。 12月10日，在美國的支持下，英國的借款申請得到批準；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執行委員會的16名委員中，隻有代表埃及的委員投了棄權票。這一行動標誌著英國金融危機的結束。同時，這也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結束：曾經的經濟大國英國追求獨立外交政策的時代的結束，因為現在它不得不依賴一個更加強大的夥伴，這就是美國。

    潛在的美中衝突

    如果美國和中國發生外交政策衝突，那對金融領域會產生什影響呢？對於思考這一問題的人來說，上述曆史或許會讓他們產生一些聯想。但就潛在的美中衝突而言，與美英衝突唯一的共同之處就是一方的貨幣具有脆弱性。一個重要的區別是，如果中國導致美國債券市場和美元崩潰，那自身也會遭受嚴重的財務損失，因為這會壓低其所持美元資產的價值。在1956年，就美國政府所持的英國證券而言，若平均到每一個美國人身上，不過才區區1美元。因此，即便美國決定不支持英鎊，它對美國投資者造成的財務損失也是微乎其微的。美國可以采取可能導致英鎊危機的措施，而無須擔心引火燒身，導致自身財務損失。

    相比之下，就時下中國所持的美國政府和機構證券而言，若平均到每一個中國人身上，則超過1000美元。如果中國以此作為實現地緣政治目的的武器，那對中國自身造成的損失就很難再忽略不計了。基於中國所持美國證券的龐大規模，到底誰的損失更重尚不得而知。當然，我們也不排除中國因不高興而采取危險行動的可能性。但在采取行動之前，它肯定會權衡再三。

    同樣，在施加壓力時，美國也不必擔心這會抬高它進入外國市場的門檻。在美國的國民生產總值（GNP）中，商品出口隻占區區5%的份額。在這些出口中，不足1/20——5%的5%——流入英國。即便因美國拒絕提供幫助而導致英鎊大幅貶值，英國經濟陷入困頓，這對美國經濟的影響也是非常有限的。即便英國對美國出口商品實施報複性關稅政策，對美國也隻會造成很小的影響。正是基於此，美國才肆無忌憚地運用它的金融武器。

    對照當下的中國，出口在其國民生產總值中占有40%的份額，其中1/4的出口流向美國。若美元大幅貶值導致美國出現金融問題，那中國的出口商也會遭受沉重打擊。這一點從2007—2008年的金融危機中就能看出。由於美國境內發生的危機，2009年中國的出口下跌17%。中國當局可以通過所有其他國家都無法比擬的大規模財政刺激政策阻止經濟大幅下滑。但這還有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那就中國的貿易夥伴——包括美國在內——並未采取貿易保護政策，而世界各國政府在貨幣和財政刺激政策上也都展現出了合作的姿態，齊心協力穩定全球經濟。

    若美中兩國出現衝突，那情況就會大不一樣。如果中國運用它的金融武器令美國受損，那美國就會出台貿易製裁措施。這對中國出口的衝擊將會比2008—2009年更嚴重。由於兩國都采取對抗方式，所以穩定世界經濟將會變得更加困難。基於潛在的更大損失，中國將不會貿然采取行動。

    市場失控

    除了地緣政治之外，觸發美元崩潰的另一個因素可能是市場情緒的突然變化。或許，某一天早上，投資者醒來後決定不再持有美元，因為他們認為這是一種虧本買賣。這樣，在“聰明錢”的帶領下，其他投資者就會紛紛跟進。我們知道，投資者的一個最明顯的特征就是隨波逐流。到時，市場崩潰，投資者紛紛出逃，貨幣成為投資者恐慌的犧牲品。

    短時期內美元的大幅貶值——比如，就像韓元在雷曼兄弟公司倒閉後貶值50%一樣——會讓部分投資者措手不及。任何仍持有美元的人都會遭遇災難性損失。違約現象將會大麵積出現。機構投資者的償付能力和全球金融體係的穩定性都將被置於危險境地。

    即便這一風險得到控製，也會有其他的災難餘波。投資者在拋棄美元後積聚的其他貨幣會大幅升值。歐洲的競爭力問題將會進一步惡化。受美元貶值影響，失業率會持續攀升，並最終引發貿易保護主義。

    在經曆過這些事件之後，外國人在使用不穩定的美元時會慎之又慎。出口商將會以其他貨幣作為貿易的報價和結算貨幣。債券持有者將會避開美元計價資產。這將會成為美元失去其國際貨幣地位的臨界點。美國將不再享有超級特權。

    在上述場景中，隻有一個地方是錯誤的。它的假定條件是美聯儲不會介入，不會出台幹預措施支持美元。在正常情況下，美聯儲是不會幹預外匯市場的。它的目標是保持價格穩定和就業率上升，但這種恐慌並不是正常情況。如果美聯儲認為是恐慌導致美元大跌，那它當然會出台措施支持美元，並在外匯市場大規模買入美元。此外，它還會通過上調利率來提高投資者的賭注成本。如果導致美元危機的隻是恐慌，那該貨幣最終會複原。恐慌並不會一直持續下去。投資者最後會發現是他們反應過度了。美聯儲的幹預可以實現美元的穩定。而通過低買高賣，美聯儲的幹預甚至還會帶來收益。

    要想實施這一計劃，美聯儲還需要朋友的幫助。相對於問題的嚴重性，美聯儲以其自身所持的外匯儲備購買美元顯然會力不從心。這種情況同20世紀60年代的情況並無太大區別，當時的美國為維持美元與黃金之間的固定比價，就曾要求德國和其他歐洲國家提供支持。

    那時，持有美國金融負債的主要是美國的朋友。現在的事實是，美國的債權國中國、俄羅斯以及中東石油輸出國的地緣政治利益與美國並不一致。因此，與先前相比，現在的朋友並不那牢靠。

    盡管存在地緣政治利益，但在防止出現美元擠兌問題上，外國政府與美國財政部和美聯儲的利益還是一致的。它們不願意看到它們公司的競爭力嚴重受損。它們不願意看到投資者遭受不必要的資產負債表損失。維護全球體係（美元在該體係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穩定是世界各國的一致立場，因此它們也有采取幹預措施的動機。同樣，如果美聯儲的幹預措施讓它獲得收益，那其他央行的幹預措施也會讓它們獲得收益。由此可見，基於自身利益考慮，它們會齊心協力，避免出現問題失控的局麵。

    赤字失控

    因此，投資者突然對美元失去信心或出現地緣政治糾紛都不太可能導致美元崩潰，而最有可能導致它崩潰的就是美國自身經濟政策的失誤。這個危險就是失控的預算赤字。

    長期預算赤字經常會導致危機的發生。希臘、葡萄牙、西班牙和歐洲其他國家發生的危機就說明了這一點。一個政府維持赤字的時間越長，它的債務和所支付的利息就越多。這些沒有償付的款項會越積越多，並最終超過一國可用的稅收收入。政府或許可以安撫投資者，並告訴他們會盡快恢複穩健的財政體係。但說不定哪一天，這些投資者就會突然醒悟，並得出這樣一個結論：這些債務是不可持續的。如此一來，他們就會大規模拋售證券，進而導致該國貨幣在外匯市場崩潰。

    對於美國來說，形勢更不容樂觀。隨著投資者紛紛出逃，債券價格會大幅下跌。利率會大幅上升。由於外國投資者也都在清算它們的頭寸，所以美元會進一步下跌。如果所有這些都同時發生，那結果將會是災難性的。

    這時美聯儲或許會再次出手，大量買入債券以支持市場，並防止國庫券收益大幅上漲。但相比於先前的場景，此時財政部還會向市場注入大量債務。如果沒有私人需求，那美聯儲還將被迫買入這些債務。在投資者看來，這將是一個無窮無盡的過程。他們將美聯儲購買債券並向市場注入現金的行為視為通貨膨脹的先兆，認為這會導致美元進一步走弱。如此一來，美元的下跌就成了一個自我強化的過程。麵對這些問題，大規模拋售美元的情況是完全有可能發生的。

    圖6-1 美國預算赤字的構成

    資料來源：美國預算和政策優先中心（CBPP）基於國會預算辦公室（CBO）預計數據的分析（截至2010年2月17日）

    在這種情況下，美元的命運將最終取決於美國的預算政策。而這其中又涉及多個問題。確切來說，是三個問題。第一個問題，金融危機之前財政狀況的惡化。2001年和2003年的減稅將財政收入降到了自1950年來的最低水平（以其在GDP中所占的比例為基準），而聯邦醫療保險處方藥計劃和兩場燒錢的戰爭使得削減開支的所有努力都付諸東流。減稅和無資金準備開支的增加，使得美國預算從2000年時的盈餘到2007—2008年出現結構性赤字（占GDP的4%）。從現在所必須支付的債務利息來看，在將來，赤字對美國的影響隻會進一步加大。

    第二個問題，金融危機導致的巨額赤字。在這種情況下，出現預算赤字是不可避免的；稅收收入崩潰，別無選擇的政府隻能加大公共開支，並用公共開支替代部分在危機中蒸發的私人部門開支。但由此引發的赤字規模也是極為龐大的：2009年，赤字在美國GDP中所占的比例達到11%，創下了和平時期的紀錄；這甚至超過了世界上除其他6個國家之外的所有國家的國民收入。而2010年的赤字規模更大。官方的說法是，這些赤字很快就會得到扭轉，但最終能不能成功扭轉卻不得而知。

    第三個問題，到2015年左右，美國“嬰兒潮”一代將開始進入大規模退休程序，醫療和養老金成本會因此大幅增加，並將導致更大規模的赤字。這也正是美國推行醫療保健改革的全部意義所在。

    我們沒有必要預測遙遠未來的問題。從財政收入和支出的當前發展趨勢來看，到2015年，聯邦政府的債務（社會保障金和其他政府信托基金負債淨額）將會從金融危機前的占GDP的40%上升到75%。一如眾多觀察人士所指出的，如果經濟增長潛力遭到危機破壞，那負債比率的攀升速度還會更快。若經濟增長放緩1個百分點，到2011年債務和GDP的比率就會額外上升5個百分點，到2015年就會額外上升10個百分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