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金融史與大國博弈（套裝共12冊） (xinshuhaige.com)”

    12.經濟戰前線的美國情報部門

    噩夢一般是從美國的政府部門（美國司法部、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美國財政部海外資產控製辦公室……）發出的一封信件開始的。美國人在信中懷疑某公司在某個國家的市場中存在欺詐行為，因此開始他們熱衷的大話骰遊戲。公司無法知道這些美國政府部門到底是在虛張聲勢，還是真的掌握了可靠的信息。它們手上有什信息？它們是如何獲得這些信息的？難道公司有內鬼？這是不是在捕風捉影？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於2011年啟動了一個鼓勵告密者揭露其公司非法交易的項目。這是一個具有誘惑力的項目，因為報酬很豐厚：罰款總額的10%30%。在2011—2016年，共有34個告密者獲得了總計1.11億美元的報酬，“而且不排除這些線人通過其他方式獲得另外的酬勞，譬如讓情報部門或者美國警方在國際事務中為其提供方便”。

    信息本身及其來源並不重要，被盯上的公司無論如何都會陷入困境。搞清楚美國人是否在虛張聲勢對陷入困境的公司來說根本無濟於事。反抗美國奧威爾式的極權主義簡直是天方夜譚。在經濟情報領域，幾乎沒有人能夠躲過美國“大耳朵”電子監控係統。監控任務都是由美國各調查部門組成一個特別行動小組來聯合執行的：美國聯邦調查局、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美國財政部海外資產控製辦公室，以及美國國家稅務局，也就是在1931年以逃稅的名義扳倒了著名的阿爾·卡彭領導下的芝加哥黑手黨的團夥。僅美國聯邦調查局就有800名特工負責打擊腐敗，其中包括一個由30人組成的特別小組。而聯邦警察的工作則是接收美國安全部門和情報部門的消息，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美國國家安全局。

    另外，美國情報界在搜集和分析商業情報方麵擁有悠久的傳統。情報界的一些傑出探員在經濟領域的履曆相當亮眼：先後在艾森豪威爾和肯尼迪政府時期擔任中央情報局局長的艾倫·杜勒斯曾經是一名商業律師，根政府時期的中央情報局局長威廉·凱西曾經擔任證券交易委員會的主席，克林頓政府時期的中央情報局局長約翰·多伊奇在花旗銀行工作時遇到了後來在中央情報局蘭利總部的同事諾拉·斯拉特金，紐約證券交易所前主席戴夫·多爾蒂之前曾是中央情報局特工，在中央情報局負責經濟間諜活動的弗蘭克·喬治·威斯納曾是美國國際集團的副總裁。

    麵對這些經驗豐富的美國信息獵手，各大公司絕無任何躲過“卡夫丁軛形門”的僥幸。它們最隱秘的經濟勾當終究逃不過美國人的監控。這其實與主動打開水龍頭，讓信息流入美國情報部門沒有什不同。

    美國經濟情報界蓄勢待發

    如果沒有情報武器，美國打擊腐敗和製裁違犯經濟禁運令企業的效率會大大降低。美國情報部門搜集、分析經濟與金融情報的工作臻乎完美，自蘇聯解體後，世間無出其右者。美國間諜個個都是令人生畏的經濟戰士，忠實地為美國利益服務。

    但這不意味著他們在冷戰期間的情報工作不出色，隻是當時這並非他們的優先事項，那時他們將精力更多地投入到打擊共產主義的事業中。在那個時期，美國各部門之間就已經有了一些共享競爭對手情報的渠道。譬如為美國中央情報局、美國國家安全局，以及由美國國防和安保行業牽線的特別安全官。同時，從1977年開始，情報聯絡處成了中央情報局、國家安全局兩大情報部門與美國商務部分享情報的橋梁，後來又改名為行政支援辦公室。顯然，情報聯絡處將搜集的情報提供給營利機構是不被容許的。但這並不妨礙中央情報局定期在蘭利總部組織研討會，與美國的企業家一起探討譬如半導體之類的敏感科技話題。總之，中央情報局定期在國內資源部會見美國大型企業的領導人。即使在今天，美國大企業的負責人依舊會欣然前往中央情報局的蘭利總部做客。

    20世紀80年代初是一個轉折點，標誌著美國情報部門開始全麵參與經濟領域的活動。當時的美國總統是當過好萊塢演員的羅納德·根。他不享有情報專家的頭銜，也不是中央情報局文件的忠實讀者。然而，他重新給予了中央情報局一定的自主權，至少恢複了它在水門事件前享有的權限。羅納德·根簽署的第12333號“美國情報活動”行政命令，使情報間諜有借口與美國公司勾結，一起謀劃組織海外行動，而且他們無須隨時向美國司法部長報告行動進展。根另外簽署了其他兩份官方文件（第12331號和第12334號行政命令），重新啟用被前任總統吉米·卡特打入冷宮的情報部門。根據新指令，情報機構可以在非官方部門的掩護下開展秘密行動。

    下麵這個例子就具有代表性。1982年，美國國防部副部長弗蘭克·卡盧奇與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傑拉爾德·福特政府時期的美國國防部長，後來在喬治·沃克·布什政府時期又再次出任國防部長一職）一起加入西爾斯國際貿易公司的領導層。這家公司的運作方式與日本崇光百貨公司類似，其價值都體現在搜集商業信息上。西爾斯公司在數年後宣告破產。不久後，謠言四起，聲稱弗蘭克·卡盧奇其實是利用西爾斯公司為美國中央情報局打掩護。卡盧奇親自打理的西爾斯旗下子公司“國際規劃與分析中心”被指控販賣武器到一些發展中國家。在1983年，弗蘭克·卡盧奇除了在西爾斯公司擔任董事外，還是衛康和公司的領導人。這家私人安保公司耳目眾多，刺探情報的方式也極為激進，其在比利時的一家子公司很快被鎖定為美國中央情報局在歐洲的延伸。

    柏林牆倒塌而經濟監控卻隻增不減

    1991年11月15日，彼時的蘇聯即將解體，時任美國總統的喬治·赫伯特·沃克·布什便急不可待地發表了“國家安全審查”NSR-29號文件。該份文件針對美國所有政府部門，匯總這些政府部門各自所需要的信息類型。美國中央情報局和其他情報部門則隨時待命，滿足它們的需求。NSR-29號文件要求美國情報界繼續對蘇聯的一舉一動保持高度警惕，同時監視其他領域的情況。“美國情報界要靈活應對各種問題，從傳統的警惕蘇聯軍事力量到眼下流行的環境保護，從經濟戰爭到預防艾滋病等”，監控範圍非常廣泛。

    美國情報部門被要求完成不可能的任務：監測一切並和盤托出。隨著蘇聯解體，“主要目標”“優先事項”“死對頭”一夜之間煙消雲散。美國特工突然失去了明確的方向，其凝聚力受到威脅。

    而1992年3月30日，白宮簽署並發布了NSD-67號的“國家安全指令”，這個安全指令為特工找到了新的目標方向。打擊腐敗與工業科技間諜活動成為美國的最新優先事項。喬治·赫伯特·沃克·布什總統提出了幾十年來規模最大的一次情報改革。事實上，這次改革的原因是，美國情報界經過了一個低穀期，其始終無法在冷戰結束後的世界找到自己的正確定位。冷戰時期美國中央情報局駐阿富汗特工米爾頓·比爾登解釋說：“以前，中央情報局不是一個普通的機構，它是獨一無二的，帶有神秘色彩。它肩負使命，而且對它來說，這個使命就如十字軍東征那般神聖。現在蘇聯消失了，我們也變得一無所有。我們沒有過去，也算不上英雄。我們的功績本身需要保密。而現在任務完成了，一切都結束了。”

    美國情報界在克林頓政府時期徹底被打入冷宮。克林頓上台後未明確指示美國情報工作將何去何從。美國希望享受“和平紅利”，減少國家安全事務的財政支出。那該如何處理成千上萬的不再適應新時代的美國特工呢？有些情報人員覺得任務已經完成，便退休離開了，也有些情報人員去了私營部門就職。至於情報機構，則必須給它們找點事做。在全球化時代，它們的任務就是監聽全球經濟發展動態。

    白宮不是唯一關注經濟安全的機構。美國國會也開始反思冷戰結束後情報與安全部門應當在全球扮演怎樣的角色。哈羅德·布朗與沃倫·拉德曼領導的委員會負責研究這個問題。該委員會在1994年發布了一份題為“美國情報評估”的報告。該報告不讚成中央情報部門為了美國公司的利益而進行經濟間諜活動，但是支持情報部門搜集經濟信息。換句話說，隻要不是直接使美國公司受益，情報間諜就可以搜集經濟、商業、科技等方麵的數據信息。這等於允許美國情報部門竊取外國公司和政府的商業機密。

    那用什方法搜集信息呢？這不是問題。隻需將“大耳朵”係統的監聽目標調整至經濟市場中就足夠了。1947年，美國及其四個主要盟國（英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加拿大）組成“五眼聯盟”，這是一個情報聯盟組織。它們擁有一個代號叫“梯隊”的全球監聽網絡係統，用以滲透蘇聯及東歐地區。它能夠攔截各種媒介的通信情報：移動電話、固定電話、傳真、衛星、電子郵件、互聯網……在美國，“梯隊”係統由國家安全局操縱。隨著信息科技的進步，“梯隊”係統儼然已成為一個令人生畏且非常高效的全球監聽工具。

    早在愛德華·斯諾登揭露美國全球監聽計劃之前，歐洲議會就已對美國的監聽行為感到不滿，並在20世紀90年代後期發表的兩份報告中揭露了盟友美國的商業監聽手段：《攔截能力2000——“梯隊”及其在信號情報中的作用》和《監聽技術的發展和濫用經濟情報的風險》。歐洲議員寫道：“如果‘梯隊’係統僅用於搜集情報，那它與歐盟的法律沒有任何衝突……但是如果濫用‘梯隊’係統進行商業間諜活動，這不僅違反了忠誠義務，而且損害了公共市場中自由競爭的理念；如果有成員國實施了這種行為，那意味著它違犯了歐盟的法律。”

    這兩份報告的作者感到非常遺憾，盡管采取了種種防範措施，但美國人仍然認為它的盟友是歐洲原子能保障措施的實施者，“山姆大叔”的被窺視妄想症已經病入膏肓，仍舊幻想著到處都是竊取經濟情報的間諜。不過，報告的作者在最後還是認可了美國人的疑心病，認為這些經濟情報間諜能幫助其他國家打擊腐敗。至少他們在報告中表現出了深信不疑的樣子。“鑒於美國情報部門……以打擊腐敗的借口攔截公司在貿易往來中的通信記錄，而這種做法本身就帶有風險：搜集到的信息沒有被用於打擊腐敗，而是被用於偷窺商業競爭對手。即使美國人聲稱從未實施過後一種行為……”但是報告中提供的一組數字也反映出歐洲議員的擔憂：“在臨時委員會代表團訪問美國期間，有權威消息來源證實了報告內容，在通過非公開渠道搜集到的信息中，有5%被用於商業目的。預估這種監聽行為能幫助美國企業占領大約價值70多億美元的市場份額……”

    法國的公司因此被搶過好幾單生意。巴西的“亞馬孫熱帶雨林”合同是關於在亞馬孫部分區域建立電子監控係統。1994年，在法國的湯姆遜半導體公司即將與巴西政府簽署合同之際，美國國家安全局決定對其實施監聽。巴西媒體迅速響應，大肆宣揚法方的行賄企圖。法國因此被迫退出價值14億美元的巴西市場，而合同最終落入美國雷神公司囊中。美國情報部門直接幹預市場競爭的情形在1994—1997年屢次上演：沙特阿拉伯、印度尼西亞、突尼斯、阿拉伯聯合酋長國、黎巴嫩、以色列、秘魯、中國台灣等國家和地區，每次美國公司都能打敗競爭對手占領市場，其手下敗將包括法國、英國、荷蘭、丹麥……

    美國人以打擊腐敗的名義無所顧忌地插手盟友事務。歐洲政治界對此了然於胸，但卻不願大動幹戈。因為歐洲議會的數份報告發表於2001年初，美國人在這一年過得非常糟糕，華盛頓和紐約在2001年9月先後遭到兩次大規模襲擊。歐洲人顯然不能在美國盟友討伐本·拉登極端宗教分子的時候落井下石。

    這些歐洲報告證實了美國情報部門前成員的聲明。他們公開承認美國國家安全局一直以反腐敗的名義，使用各種技術手段監視歐洲企業。美國中央情報局前局長詹姆斯·伍爾西（1993—1995年任職）於2000年3月17日在《華爾街日報》開了一個評論專欄。評論專欄的標題足以說明一切：“為什我們要暗中監視我們的盟友？”答案雖簡潔，但卻直接：“是的，親愛的歐洲大陸朋友，我們監視你們是為了遏製你們的行賄行為。你們公司的產品與美國的競爭對手相比，要成本高昂，要技術落後，或者兩者兼有。因此，你們經常為了拿下合同而行賄。”美國中央情報局前首席間諜官誇張地諷刺歐洲人反應遲鈍，聲稱歐洲的守護神是讓-巴普蒂斯特·柯爾貝爾，而美國的守護神則是亞當·斯密。前者讓歐洲陷入腐敗的深淵，而後者則帶來了冒險和創新精神！

    在擔任中央情報局局長期間，詹姆斯·伍爾西一直將經濟情報作為重中之重。1993年，他一上任就加強了經濟情報的搜集工作，將情報聯絡處改名為行政支援辦公室。創建於1977年的情報聯絡處負責歸納整理來自中央情報局和國家安全局的經濟情報，這些情報幫助美國商務部官員加強對世界經濟趨勢的了解。

    詹姆斯·伍爾西在1993—1995年領導中央情報局期間發起了至今仍在運作的三個重要項目。首先，他參與建立了宣傳中心，這是一個在美國主要政府部門中以捍衛國家經濟利益為目的，用來搜集和共享情報的網絡，包括美國商務部、美國財政部、美國國防部。其次，他撰寫並發布了美國《國家工業安全計劃》，保障私營部門安全訪問分級的工業信息。最後，他與其他部門人員一起創立了美國國家反間諜中心，主要負責經濟領域的反間諜工作。2002年，他又在此基礎上建立了國家反間諜執行局，專門搜集和分析可能會威脅到美國國家利益的商業、工業和科技情報。2000年，美國國家反間諜中心發布過一份關於美國受到的經濟威脅的年度報告。但近年來，美國國家反間諜執行局的報告產出很少。難道美國間諜擔心會透露過多的信息給他們的敵人嗎？美國國家反間諜執行局的最後一份報告發布於2011年。在2014年，美國國家反間諜執行局更名為美國國家反間諜和安全中心，進一步加強打擊經濟間諜活動：“今天，外國情報部門、犯罪分子以及公司間諜都對美國工業虎視眈眈……我們的敵人使用傳統的情報技術對付處於弱勢的美國公司，同時越來越多地利用‘數字環境’滲透我們的經濟命脈，這是一種快速有效且可靠的方法，因為、‘數字環境’幾乎涵蓋了所有重要的商業和科技信息。他們不遺餘力地破壞美國的知識產權、商業機密，以及關乎美國國家安全的科技發展。針對私營部門的間諜活動已經對美國的長期繁榮造成了威脅。”

    麵對這些威脅，美國人開始采取行動。他們通過立法來防範那些覬覦美國企業的技術和商業秘密的人。1996年通過的美國《經濟間諜法案》和《經濟安全法案》均旨在保護美國企業的商業秘密、技術專利和機密的經濟信息不被外人竊取。違法者將麵臨50萬美元罰款和15年監禁的風險。

    一邊進行經濟間諜活動，一邊保護美國國家經濟安全，雙管齊下，“山姆大叔”的這套機製真是毫無漏洞。美國安全部門和情報部門暗中監視市場，搜集並分析情報後，再將其提供給司法部門。20多年來，它們的監視目標主要是歐洲的銀行和跨國企業，而美國企業從來就不是它們的打擊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