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金融史與大國博弈（套裝共12冊） (xinshuhaige.com)”

    13.腐敗，一種過時的做法！

    當美國情報部門密切監視外國企業的商業行為時，美國的跨國企業拿下了一個又一個大合同。這是否意味著美國企業都是高尚正直的？難道它們不再為了開拓市場進行商業賄賂了？沒人知道答案。多年來，法國經濟情報專家一直提議對這個問題進行調查，揪出不守規矩的美國企業。但無論是法國政府還是法國本土的跨國企業（空中客車、威立雅……），都不願下令或執行這樣的任務，深恐得罪美國人。“這很遺憾，”一位多次為政府和企業提供服務的經濟情報專家表示，“這本書可以成為我們的‘彈藥’，讓我們在和美國人談判時有更多的籌碼。可以告訴他們，我們已經準備好了——他們的公司也應該來向我們的檢察官做解釋。”

    為何有必要進行這樣的調查？這是為了證實美國企業正在實施新一代的腐敗行為，卻尚未被任何國家的政府和公共機構發現。同時，也有必要深入分析它們采取的策略——老謀深算而又不為人知。正是因為這些企業已經占據了主要市場，所以它們的手段看上去就更加隱秘，仿佛並未違犯法律。這些手段圍繞著一個公共或私人軸心精密地運轉著，可以幫助公司在投標消息公布前就探聽到風聲，並從源頭上施展手腕、施加影響，從而為公司贏得大筆訂單，效果極其顯著。

    政府機構

    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的首要任務不再是對抗共產主義，而是捍衛自身的經濟利益。1992年，美國國會通過了《出口增強法案》，旨在加強美國的出口，其序言表明，貿易出口是美國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這部法案創設了美國貿易促進協調委員會——一個私營部門與聯邦政府之間共享信息的平台。這個平台集中了美國國內眾多與商品和服務出口相關的重要部門（或部委），如美國國防部、商務部、財政部、內政部、能源部等，此外也包括了美國國際開發署和美國進出口銀行等在內的其他機構。

    美國貿易促進協調委員會的核心是倡導中心，它為美國公司占領海外市場提供支援。在美國商務部的領導下，倡導中心評估各個市場的潛力，檢驗其是否符合美國的利益，協調美國國內各方渠道搜集客戶和競爭對手的信息，並將這些信息提供給美國企業。倡導中心可以動員所有的美國官員，無論其屬於哪個部門。它還拉攏議員和駐外大使，要求他們支持“美國製造”，甚至連總統本人都會被要求給外國首腦打電話，為美國訂單爭取一些優待。最後，倡導中心還資助美國企業在國內和國外的宣傳活動。

    當紅燈亮起——一家外國企業即將贏得一份大合同時，倡導中心就變成了一個作戰指揮中心。此時，其內部的16個情報機構就要發揮作用了。這些機構施展手段，各顯神通，竊聽外國貿易代表團的對話，並揭露可能存在的腐敗行為。

    美國國家經濟委員會是這個聯絡網在政府分支中的另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國家經濟委員會由時任美國總統的克林頓於1993年1月25日建立，在相關領域中非常活躍。該委員會向總統提出製定經濟戰略的建議，旨在長期維持美國經濟霸權，並協調國內和國際經濟政策，確保總統製定的目標與各部部長的決策目標相一致。該委員會成員包括若幹主要部長（國務卿、商務部長、財政部長等），也包括國家安全顧問以及負責科學技術的同級別顧問。因此，美國國家經濟委員會就像是一個經濟層麵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後者主要負責監督國家安全）。

    1966年，白宮通過在國際貿易管理局內部設立市場準入和合規部門，強化了這一機製。國際貿易管理局是美國國務院下屬機構，它負責監管所有的國際貿易協定（截至2016年已締結超過250項），並譴責不遵守協定的企業和國家。2001—2005年，威廉·H.拉希三世曾牽頭領導這一部門，美國政府還委托他負責重建阿富汗和伊拉克，並在重建過程中確保美國企業能夠被優先考慮。此外，貿易合規中心還邀請美國各企業向其報告它們在國際市場上麵臨的所有不公平的貿易壁壘，如關稅壁壘、濫用規章、欺詐、腐敗等行為。

    2004年，喬治·沃克·布什總統繼續為這一體係添磚加瓦。倡導中心變更為受美國國際貿易管理局管轄。它和美國外國商業服務局協同工作，是國際貿易管理局在國外的耳目。美國外國商業服務局並不是一個新麵孔，它創建於1897年，設立時的使命是為美國進入全球市場鋪平道路。至少，這是參議員阿爾伯特·J.貝弗奇（1899—1911年在任）最初的願景：“世界貿易必須是，也肯定是屬於我們的。”

    美國與外國商業服務局最初是美國國務院的下屬機構，1979年改為由美國商務部進行管理。超過2 500人在這個機構工作，其中一部分人員是分別駐紮在75個國家、100多個城市的外交官。他們為美國企業開拓海外市場保駕護航。2013年，美國與外國商業服務局自誇曾促成超過18 000筆交易，為美國企業節省了數十億美元的開支。

    喬治·沃克·布什總統的另一重要意圖是，讓美國的高級官員常駐倡導中心，負責管理各大型開發銀行（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非洲開發銀行等）。這樣做的目的是，從這些大型出資者處獲得有價值的信息，並引導它們向美國企業慷慨解囊。

    美國商務部並非唯一參與支持美國出口工作的部門。美國國務院的外交官有兩個辦公室負責指揮全球貿易進攻戰。美國商業事務辦公室幫助美國企業發現最佳市場，協助它們進入市場及應對訴訟。美國情報研究局則負責搜集各種情報，尤其是通過情報和文件處開展工作。後者主要為美國國務院搜集情報，並與美國其他情報機構互相協調溝通開展工作。

    可別忘了五角大樓——依靠其下屬的各個辦公室，國防部事無巨細地搜集和分析各類情報，這些情報常常涉及某一市場或某一國家的關係網，以及大權在握的關鍵人物。五角大樓通過美國國防安全技術管理局、國防安全合作局、武器轉移政策審查小組等部門開展工作，嚴密保護軍事技術機密，確保負責美國國防事務的企業永遠不會被外國收購，並製定占領軍用技術市場及軍民兩用技術市場的諸多戰略。美國國防安全合作局在各個外交大使館都派駐了專員，與商務部工業與安全局進行密切合作。美國國防安全技術管理局同樣與商務部工業與安全局進行合作，為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提供詢建議，決定應當準許還是阻止外國投資者在美國進行投資。

    有了這樣一張遍及全球市場的網絡，以及對於各市場參與者的精妙了解，采取腐敗行為完全是多此一舉。對於美國企業而言，隻要敲對了門，就能獲得情報、建議，乃至實打實的支持。更不用說，政府人士和私營企業之間還定期組織會麵。以美國國防部為例，實業家與國防政策詢委員會時常互通有無。美國國防政策詢委員會針對雙邊及多邊貿易談判問題向美國國防部長提供建議，並參與製定頒發出口許可證的具體流程。在美國國務院內部，大企業的高管聚集在國防貿易詢小組，就軍火銷售立法問題闡述他們的想法和建議。而如果他們在向某些國家出口產品時遇到了麻煩，或者在開拓某國市場時需要一點幫助，那美國商務部的大門永遠為其敞開。

    私營機構

    為了理順企業與行政部門之間的關係，美國設立了許多智庫。這些智庫就像是一個個“創意箱”，匯集了高級官員、政界人士、大學學者、軍方人員、記者、情報界人員和企業主。這些圈子的成員聚在一起，針對全球局勢交流觀點、傳遞信息，並分享各自通訊錄中的聯係人。這些智庫往往由已退政治家牽頭領導，定期發布有關地緣經濟和地緣政治重大問題的報告。對這些政治家來說，這是個好機會，可以在進入大公司擔任要職前稍作休整。這些智庫是美國企業和行政部門進行溝通的中樞，共同製定各類戰略，維護美國的政治和經濟利益。某些智庫發揮著至關重要的政治作用，例如創立於1962年的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該機構由中央情報局前副局長雷·S.克萊因提議建立，支持尼克鬆和根的競選活動。安全政策中心則主要負責支持喬治·沃克·布什的競選活動及其政策實施。

    這些智庫也對經濟活動發揮著作用，它們承載著美國企業的關切和議程。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和國家對外貿易委員會在全球化進程中傳播美國的價值觀。當多邊貿易機製運行不暢時，國際經濟研究所或科德爾·赫爾研究所則站出來鼓吹雙邊主義的優勢。假如美國跨國公司需要國外聯絡人該怎辦？可以求助傳統基金會、太平洋論壇、亞洲協會等機構。這些智庫甚至還幫助美國企業與處於美國外交“瞄準鏡”中的國家做生意，例如傳統基金會、美國伊朗關係理事會等。奉行新保守主義的傳統基金會在亞洲尤其活躍，特別是在韓國和中國投入了大筆資金。最後，如果想要建立大西洋彼岸的關係網，美國企業可以求助美國大西洋理事會，它與國務院和商務部的關係非常緊密。

    相較於一般的智庫，某些智庫更為專業化，專注於政府部門和企業之間的溝通。21世紀前10年，有兩個主要機構在這一領域脫穎而出。首先是1983年由兩位美國大使和約翰·傑伊·麥克洛伊共同創立的美國外交學會。麥克洛伊曾經是一名銀行家，在參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中享有極高的威望。在遴選和提名大使時，他的意見至關重要。美國外交學會的成員都是在華盛頓最具聲望的頭麵人物，站在一起就是一部現成的美國《名人錄》，他們卸任後進入私營企業界，並為企業提供詢服務。這些人物包括，曾任美國國務卿的亞曆山大·黑格、亨利·基辛格、馬德琳·奧爾布賴特，曾任副國務卿的理查德·李·阿米蒂奇，以及曾任國家安全顧問的桑迪·伯傑。

    另一個非常活躍的機構是國際諒解商務委員會，該委員會於1955年應艾森豪威爾總統的要求設立，旨在提高美國企業對國際問題的關注和認識。1992年，美國國務卿勞倫斯·伊格爾伯格要求國際諒解商務委員會對美國大使進行培訓，以便開拓海外市場。國際諒解商務委員會領導著美國大多數軍火製造企業，如波音公司、雷神公司、諾思羅普·格魯曼公司，此外還有IBM（國際商業機器公司）、摩托羅拉公司、亞致力公司等。

    智庫、行政部門、企業、情報機構……為了幫助美國最大限度地牟取經濟利益，這些機構傾巢而出。怎樣才能應付這樣規模龐大的經濟戰機器呢？難如登天！與空中客車一樣，許多企業都是在付出慘痛代價後才學到這一課的。

    2002年7月，中國台灣的中華航空公司宣布，將選擇一家歐洲供應商以更新其民用機隊。因為空中客車在技術和財務實力方麵都更加出眾，所以波音公司在這場商業戰的第一回合就敗下陣來，但它並未就此放棄。相反，波音公司啟動了政治接力，開始進行反擊。

    波音公司發動了自己所有的關係網，迫使中華航空公司改變決定。美國國務院副國務卿理查德·李·阿米蒂奇是波音公司負責銷售的副總裁拉·迪金森的私交好友，作為美國外交領域的二號人物，阿米蒂奇非常了解亞洲，因為他在擔任美國中央情報局特工時曾在亞洲境內進行過大量走訪。隨後，他通過自己創辦的阿米蒂奇詢公司成為波音公司的一名說客。還有三人也發揮了關鍵作用：美國國務院東亞地區負責人、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太平洋論壇前主席、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亞洲事務處前處長詹姆斯·凱利；供職於美國國防部並擔任傳統基金會亞洲事務主管的彼得·布魯克斯，他也曾是中央情報局的成員；美國在台協會的道格拉斯·帕爾，他同樣曾是中央情報局的成員。

    華盛頓和各智庫紛紛行動起來，向其他國家和地區傳遞一個簡明而有力的信號：選擇波音公司，就等於獲得了美國的保護。弦外之音是，選擇空中客車就會失去美國的軍事和政治支持。很明顯，對某些國家和地區而言，它們對這些手段毫無招架之力。如果美國人不能在他們所希望的“公平和忠誠”的經濟競爭中享有一席之地，那一切都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