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百年困局與當下危機（套裝共10冊） (xinshuhaige.com)”

    第四章 平分秋色：1988—2000年

    20世紀90年代，美國保守主義遇到了複仇者，這個出生於嬰兒潮一代、富有魅力的人來自阿肯色州。毫不誇張地說，比爾·克林頓曾是一個令人興奮的人物。1991年10月，我們兩個作者其中一人在洛杉磯比爾特摩酒店（Biltmore Hotel）舉行的民主黨全國委員會（the Democratic National Committee）秋季大會上碰到過他。坦率地說，那次會議隻是一項例行工作。那天天氣炎熱，盡管有可能見到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卻叫人提不起神來。經濟並不景氣，但喬治·H.W.布什——這位“沙漠風暴”（Desert Storm）行動的勝利者——不可避免將凱旋。那種“必然性”成為民主黨知名人士馬奧·科莫（Mario Cuomo）未能現身洛杉磯的原因之一。兩個南方記者吃著低熱量的自助餐揮汗如雨，卻很好地體現了比爾特摩當時的氣氛。那個胖些的記者說：“厭煩透了，我們給希拉打電話吧。”

    房間，各小組配備的書記員盡職地同未來的總統候選人交談，有一個小組吸引的人數比其他小組多得多——隨著交談繼續，人數還在不斷增加。隻要同克林頓待上一小會兒，你就會發現他是個天才。他那《風起雲湧》（Primary Colors）式的長時間握手堅定有力，立馬給人一種親密感。此外，他非常了解自己的才幹。從奧蘭治縣幼兒園的日托到明尼蘇達州的福利改革、德國的治安管製，這個人對社會政策有一種百科全書式的了解。而隨著他的想法不斷湧現，人們意識到，他不是那種老式的自由主義者。克林頓不想擴大福利麵，他隻想改變它。他堅定地支持自由貿易，外交政策強硬，讚成死刑。美國中產階級終於有了一名可以支持的民主黨人——或者更應該說是一名新民主黨人。

    喬治·H.W.布什這位冷酷無情的鬥士，屬於他的冷戰已經結束了，如果不是因為他看似一位貴族，他連一杯咖啡都叫不到。因此，當一個充滿思想的年輕人出現的時候，其耀眼光芒是很難被遮住的。但這並不是克林頓的主要特點。比爾特摩酒店中的這個新民主黨人，就像一台能夠摧毀保守主義的機器——這是美國自由派所能催生的最厲害的一台機器。南方口音和中立派觀點使克林頓成為同齡人中最好的傳播員。對保守派來說，他立刻成了魔鬼的化身——不僅因為他有種種罪惡，而且因為他特別善於搞政治。紐特·金奇有一次看過克林頓發表國情文後想道：“我們完了。我們沒有辦法打敗這個家夥。”盡管克林頓在個人問題和政治上都做了一連串荒唐的蠢事，但離職時他還是成為自約翰·F.肯尼迪以來工作最為人好評的總統。

    20世紀90年代，克林頓並不是美國右派麵臨的唯一挑戰。事實上，要不是美國保守派如此畏懼上帝，他們一定會停下來想想，為什在短短的12年間，上帝要使他們的事業遭受如此之多的晴天霹靂。共產主義陣營雖然解體了，但保守主義運動也失去了如影相隨的動力。喬治·H.W.布什在自相殘殺中結束總統任期。保守派曾在1968年和1980年兩度幻想他們永遠改變了美國的政治，卻發現美國依然是一個“一分為二的國家”。這是一個開著旅行車帶著孩子參加體育運動的媽媽們停車投票的年代，人們談論的都是獨立選舉人以及像布坎南、佩羅和約翰·麥凱恩（John McCain）這樣打破權勢核心的人物。

    但這個10年對保守主義運動來說，真的是一場災難嗎？20世紀90年代是這樣結束的：白宮出現了一個更加保守的布什，國會兩院都由共和黨控製，盡管優勢不明顯。更為重要的是，20世紀90年代顯示了自由主義的局限性。盡管美國左派擁有它的祈禱者希望它擁有的一切——一代人中最有才幹的政治家、長時間的和平繁榮、共和黨一係列的失策——但美國政治的議程卻是由右派來製定的。克林頓在福利改革、平衡預算、股市繁榮、減少35萬聯邦雇員等方麵的成就，定會使羅納德·根感到高興。克林頓一想左轉——軍隊中的同性戀問題和醫療保險問題——就被粗暴抵製。而當克林頓的指定繼承人阿爾·戈爾企圖重燃自由派的民粹主義時，他輸掉了一場十拿九穩的選舉。

    過於收斂的布什先生

    1988年和2000年，喬治·H.W.布什（老布什）和他的兒子喬治·W.布什（小布什）父子兩代競選總統，這12年上演了一出令人驚訝的音樂劇：保守派4年行事過於收斂（老布什總統任期），自由派2年行事過於張揚（比爾·克林頓任期的頭兩年）；保守派2年過於張揚（“金奇革命”），然後是自由派4年過於收斂（克林頓的第二個任期）。

    可以以兩種不同的方式看待老布什總統的任期。一種是把他看作對公共服務忠於職守的典範。他是一個不走極端的實用主義者，帶領大西洋聯盟克服冷戰結束帶來的傷痛，動員聯合國懲罰薩達姆·侯賽因，緩和根時代的過度做法，通過製定不受歡迎的決策為克林頓時期的繁榮打下了基礎。大多數美國人和歐洲人都接受這一觀點，而且在他離職以後，民眾對他的認可率已經穩步上升了，但那絕對不會是保守主義運動的觀點。

    隨著2001年老布什的兒子小布什入主白宮，人們很容易忘記右派曾多憎恨小布什的父親。在1988年的初選中，老布什副總統麵臨宗教右派領袖帕特·羅伯遜和主張減稅的理想主義者皮特·杜邦（Pete DuPont）、傑克·肯普等人的強大挑戰。1992年，老布什敗選以後，許多保守派談論著“布什——克林頓時代”，似乎他倆是可怕的同類。1995年，來自得克薩斯州的共和黨眾議員迪克·阿米（Dick Armey）回顧那段曆史時曾經寫道：

    1989年1月20日羅納德·根離開白宮去加利福尼亞州，他給喬治·布什留下了比曆史上任何總統都多的資產——蓬勃的經濟、世界對新自由的覺醒……看到自由主義處於死亡的劇痛之中，選民轉向了喬治·H.W.布什，並說：“讓自由主義完蛋！”結果他們得到的卻是對根革命的反動。 注釋標題 轉引自Dan Balz and Ronald Brownstein, Storming the Gates: Protest Politics and the Republican Revival (Boston: Little, Brown, 1996), p.131。

    對於阿米及其盟友來說，1988年的競選清楚地表明老布什不是羅納德·根。《新聞周刊》在封麵上譴責老布什是懦夫，深夜脫口秀節目唾棄老布什是“每個女人的第一丈夫”，這些自由派媒體隻不過是說出了許多保守派私下的怨言而已。邁克爾·杜卡基斯一度似乎能夠從中受益。

    如果說比爾特摩酒店的克林頓是完美的“終結者”，那杜卡基斯則是早期的半機器人——一個被重新設計的有著致命缺陷的民主黨人。1984年，他競選總統時是一個並未得到改造的“新政”的支持者，但他肯定與沃爾特·蒙代爾拉開了距離。杜卡基斯利用了加·哈特（Gary Hart）1984年所擁護的“新自由主義”技術統治思想，如果不是因為在名為“見不得人的勾當”（Monkey Business）的船上同一名女演員尋歡作樂時被人逮住，1988年他還會再次嚐試推廣這一思想。新自由主義的信條主要針對郊區選民，它放棄了經濟問題上的左派立場（杜卡基斯建議不要增加新稅），但在諸如槍支控製、環境和死刑等文化問題上仍然堅持“文明的”歐洲方法。這個看似高效率的馬薩諸塞州州長在春天大大往前跨了一步。當反稅收活動家格羅弗·諾奎斯特出現在哈佛大學校友聯歡會上的時候，杜卡基斯的自由派同道嘲諷地告訴他，布什落後了17個百分點。

    老布什的競選主管李·阿特沃特以一種全然非美國式的歐洲競選方法瞄準藍領選民進行競選，削弱了杜卡基斯的優勢。老布什的競選班子叫嚷道：“杜卡基斯是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的正式成員。”他讓威利·霍頓（Willie Horton）這樣的黑人強奸犯提前出獄，製造更多的謀殺案，他在國防方麵軟弱無力（這一點通過杜卡基斯懶散呆笨地坐在坦克上的一幅照片而得到強化）。根的舊聯盟適時地重整旗鼓，老布什贏得了87%的福音派基督徒的支持——這比根獲得的支持率還高——以及各收入階層白人男性選民的多數支持。

    作為候選人的老布什像個南方鄉巴佬一樣去戰鬥，作為總統的他，統治方式更像專製家長式的托利黨人。（他談論阿特沃特的古怪動作時說：“那是曆史。”）瑪格麗特·撒切爾曾在一次著名的談話中對老布什說：“喬治，您現在不會對我（的思想觀點）三心二意了。”但她立即發現，他是“一個走中間道路的政治家”——一個有名的實用主義者。對於他來說，好政府比意識形態更重要。突然間，政府不再是問題了。在白宮草坪舉行的首次講話中，老布什告訴一群高級官員，他們是他演講的重要受眾，“我們大家之所以在這，是因為我們有一種信念，認為為公眾服務是最高尚的職業”。想到根的繼承人竟然會如此頌讚公職，那些真實信徒真是深惡痛絕。

    老布什還有其他的離經叛道之舉。“一個更仁慈、溫和的美國”，這樣的頌詞是什意思？那肯定是支持自由派將20世紀80年代誹謗為貪婪的10年。許諾做一個關注環境的總統，這又是什意思？那無異於是中傷根，說他毀壞了野地。而在國外，至少在新保守派看來，老布什不是在加速共產主義陣營的解體，而是更樂於減緩它的解體——即使敵人幾乎無法控製自己的街區，老布什也把它當合法政府來對待。在國內，右派認為老布什把國內政策看作民主黨控製範圍內的事情，最好放手不管1991年，老布什的白宮辦公廳主任約翰·蘇努努（John Sununu）一度建議國會“聚會、休會，然後離開”，因為白宮沒有任何法案要送到國會山表決，或是理性地妥協。《清潔空氣法》和《美國殘疾人法》（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激怒了右派，不僅因為他擴大了政府的權力，而且因為這些事件顯示了老布什對那種“遠見卓識”（vision thing）的蔑視。老布什政府的某位高官對《華盛頓郵報》說：“我們沒有意識形態，有的隻是義務約束。”

    這種超越原則的實用主義信條，尤其強烈地體現在用人上。一小批保守派聚集起來，尤其在歐文·克斯托爾之子比爾負責管理的副總統辦公室和傑克·肯普負責的住房和城市發展部。但總的來說，老布什試圖用忠於布什王朝的人取代那些因共同信仰而聚在一起的人，因此重要的是你與總統是什樣的關係？有時候挺滑稽。南希·黃（Nancy Huang）是老布什政府的內閣部長之一，她是總統最喜歡的休斯敦一家中餐館老板的女兒。20世紀60年代中期，蔡斯·昂特邁耶（Chase Untermeyer）是老布什在國會辦公室的實習生，他的職責就是清除根派的人，以布什派取而代之。求職者填寫表格時被要求注明是否有過“布什經曆”。因此，為《華爾街日報》社論版增光添彩的保守派知識分子從一開始就對老布什非常嚴厲，也就不足為怪了。

    基層戰士也備受冷落。總統競選期間，老布什拚命取悅右派，他允諾不增稅，在福音派基督教聚會上發表講話並談論自己的宗教信念。但贏得總統選舉後，他就把這一切拋到了九霄雲外。根時期，白宮設立了一個公共聯絡辦公室，以招攬保守派活動家。蘇努努卻馬上把這個辦公室納入他的白宮辦公廳屬下，並且把辦公室與保守派打交道的官員減少到隻有1人。同時，他把該辦公室的接觸對象範圍擴展到所有的利益集團，而不僅僅局限於共和黨利益集團。到1992年春天蘇努努去職時，保守派爭相訴說被無禮相待的事情。當美國商會會長理查德·萊舍（Richard Lesher）在電視上批評1990年的一攬子預算協議時，蘇努努對他尖叫道：“我要用鏈鋸把你那兩腿間的家夥割掉。”

    老布什沒有回報保守派，而對民主黨控製的國會則過於彬彬有禮。作為前國會議員，他對國會的評價很高，並且經常表現得像位英國首相，而不是美國總統。候任總統時他說：“我不會想到‘命令’這個詞，我想同國會協力決定人民的意誌。”從右派的觀點來看，國會過於勤快地為老布什的總統任期設定議事日程，而總統對民主黨同僚則太過寬容遷就——盡管在保守派的眼中，從泰德·肯尼迪卷入棕櫚灘的強奸案，到眾議院郵局的洗錢醜聞，老布什都有大量可以攻擊的靶子。

    右派有其道理。老布什不同民主黨人發生衝突，證明了一個老生常談的故事——短期獲益，長期則是災難。1991年春天從海灣歸來的部隊在賓夕法尼亞大道經過他時，民眾對他的認可率達到了91%，但他第二個總統任期的機會卻被兩個新的政治巨獸給毀了：一是國會中新出現的黨派性極高的共和黨人，另一個是在這個國家新出現的中間派民主黨人。這兩種類型以兩個出生於嬰兒潮的早熟的年輕人為典型代表——他們倆都絕頂聰明，都來自破碎的家庭，都對性很著迷——20世紀9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他們將支配美國政治。

    紐特和比爾

    1984年5月，紐特·金奇遭到長期擔任眾議院議長的蒂普·奧尼爾的憤然抨擊，從而聲名大振。在早期的午夜演講中，這個年輕的佐治亞州國會議員嘲諷過幾名民主黨人，指責他們“對共產主義視而不見”，並要他們做出回應。而在那時候，C—SPAN電台的攝像機隻被允許對準講話的議員，因此觀眾並不知道金奇所指責的那幾個人沒有一個在場。奧尼爾憤怒地說：“這是我在國會32年見到過的最卑劣的事情。”但奧尼爾的舉止打破了國會的禮儀規則，他說的話不得不從國會記錄中刪除——這是自1798年以來眾議院議長從未受到過的侮辱。

    對金奇來說，奧尼爾受辱表示他應該加倍努力。6年前，這個理想主義的前大學教授闖進了國會，他的最低目標是把眾議院從民主黨手中奪過來，並推翻“自由主義的福利國家”。對金奇來說，動力就是一切。1985年，他解釋：“我有巨大的個人抱負，我要移動整個地球，我正在這樣做。”金奇以驚人的速度拋出各種思想、備忘錄和錄像帶。他甚至喜歡每天早上6點半給根政府的一名官員打電話，因為他相信，這樣能夠在一整天影響白宮的想法。

    在金奇的世界，民主黨不僅犯了錯誤，且貪腐成性。他打破國會的友善規則，稱對手為“笨蛋”和“缺德鬼”。金奇邀集保守派機會協會（the Conservative Opportunity Society）的一幫同道攻擊手，利用有線電視中C—SPAN這一媒體——由於該台當時的收視率不高，故為多數國會議員所忽視——就像那次激怒奧尼爾一樣，對民主黨人進行了一係列簡短而銳利的無情攻擊。1987年，奧尼爾放棄眾議院議長一職後，金奇集中精力揭露新議長吉姆·賴特（Jim Wright）的罪行，但說得好聽一些，他指控賴特的證據微不足道（賴特最嚴重的罪行似乎隻是在一份著書合同上進行了特殊的交易）。許多共和黨人敦促金奇別再去挖證據，但是1989年眾議院道德委員會以5項罪狀指控眾議院議長，宣稱他違反了49條眾議院規則。賴特最終被迫辭職。這使溫和派共和黨人感到尷尬，卻使金奇的激進派歡呼雀躍。

    金奇象征的是一個激烈的黨派之爭的新時期，強調政黨不再是便於區分彼此的標簽，而是意識形態的標簽。1972年至1986年間，根據美國保守派聯盟有關兩黨平均投票記錄率評估，兩黨在眾議院的分裂度從31%上升到55%（參見附錄）。在根時代，民主黨人不顧司法任命中所有舊有的禮貌規則，他們猛烈地抨擊保守派知識分子羅伯特·博克，根於1987年提名後者為最高法院法官。泰德·肯尼迪不顧禮貌，咆哮著對博克說，他帶來的將是地下墮胎行為。作為總統，老布什試圖以紳士作風阻止更多“博克式事件的發生”，但不管用。他提名的第一位國防部部長候選人約翰·托爾參議員，在一陣蜂擁而來的、新聞媒體上慣見的誇大其詞的胡亂猜測中，被他先前在國會的同事們指責有一連串的個人不當行為。1991年，老布什提名黑人保守派克拉倫斯·托馬斯（Crence Thomas）為最高法院大法官。同克拉倫斯·托馬斯的鬥爭，使得政治上對個人的毀滅性打擊達到一個新的高度——尤其是在年輕的法學教授阿妮塔·希爾（Anita Hill）指控托馬斯對她有不當之詞後。民主黨人透露托馬斯法官租用色情錄像帶的細節，而保守派則在著作書和專欄中公開誹謗希爾。《美國觀察者》（The American Spectator）雜誌1992年3月份的一篇文章聲稱希爾這個托馬斯法官的原告“有點瘋狂、有點魯莽”，但文章的作者戴維·布羅克（David Brock）後來承認，該文是基於不實信息寫成的。

    但老布什麵臨的問題不僅來自金奇式的共和黨人，也來自民主黨人。20世紀80年代，美國共和黨不斷向兩個陣營分化，一邊是像鮑勃·多爾（Bob Dole）這樣的實用主義參議員，打算增稅以減少赤字；另一邊是死硬的減稅派。老布什從一個極端跳到了另一個極端——從譴責1980年根競選時的“巫術經濟學”，到1988年的競選諾言“看清楚我的嘴形，不增稅”。作為總統，老布什選擇了持實用主義立場的學者，如理查德·達曼（Richard Darman）和尼古拉斯·布雷迪（Nichos Brady）為自己的經濟顧問。他們使老布什相信，重振經濟的唯一方法就是削減赤字。

    1990年6月26日清晨，一項看似例行公事的聲明釘在白宮的告示牌上。該聲明是白宮與國會民主黨領袖談判的產物，它發出了雙方同意就赤字項目進行改革的信號，其中包括“增加稅收收入”。當天下午，大約90個共和黨國會眾議員聯名寫信給老布什，發誓要否決任何這樣的一攬子協議。白宮打賭金奇及其同道會失敗，他們將看到在未來5年中征收1 300億美元新稅收的一攬子計劃。但是，105名金奇派的眾議員和要求進行更多收入再分配的左派民主黨人，合力將這個一攬子計劃給否決了。由於金奇不肯妥協，可憐的老布什為了使法案獲得通過，隻好以提高稅收——包括將最高收入稅率由28%提高到31%——來吸引更多的民主黨人支持這一法案。總統對金奇感到十分憤怒，但許多保守派基層戰士則將老布什在稅收上的退步看成是一種背叛。由於經濟不斷惡化，他們紛紛聚集到帕特·布坎南的旗下，這個保守派評論家對喬治王朝開始進行激烈的反抗。

    布坎南代表的是正在快速分裂的右派聯盟中另一股日漸增強的力量——舊保守派。對於內政，這些傳統主義者要求稅收更低，在文化戰上立場更強硬；對於外交，這個激情四溢的前演講撰稿人提出回歸塔夫脫式的孤立主義、保護主義和美國至上主義。他認為，隨著冷戰的結束，美國需要從帝國式的糾纏中脫身。談論海灣戰爭時他說：“有許多事情值得我們為之而戰，但絕不是為了一加侖汽油那額外的10美分。”在與新保守派戰鬥的時候，布坎南把戰爭歸罪於“以色列國防部及其在美國的支持者”。這種言論招致了反猶主義的指控，但是布坎南這種憤怒的本土論，為保守派怒對老布什政府提供了便利的棲身之所。1992年1月，布坎南在新罕布什爾州的初選中獲得了40%的選票，奠定了老布什11月敗選的基礎。

    如果民主黨沒有把自己塑造成一個值得信任的對象，那老布什的失敗還有可能避免。1985年，年輕聰明的國會助手阿爾·弗羅姆（Al From）創立了民主黨領導委員會（Democratic Leadership Council），以使該黨脫離代表激進利益集團的“彩虹聯盟”（Rainbow Coalition），弗羅姆戲稱這些利益集團是“民主黨的新大佬”。弗羅姆有意地以保守派團體如傳統基金會為榜樣，創立他的民主黨領導委員會。1989年，民主黨領導委員會發展出了自己的智庫——進步政策研究所（Progressive Policy Institute）。民主黨領導委員會的動力來自西部和南方那些傑出的年輕的民主黨人，由於它過於具有白人的色彩，過於理性，過於親工商界，因此一開始的時候人們都回避它。傑西·傑克遜（Jesse Jackson）尖刻地稱其為“為有閑階級服務的民主黨人”。但由於它的分析絕對清晰透徹，因而影響力不斷上升。

    在文化問題上，民主黨領導委員會所持立場不同於杜卡基斯這樣的新自由派。其成員在國防問題上是鷹派，在社會政策問題上也很強硬。對那些要求黑人單身媽媽對孩子承擔更多責任的人，民主黨還要繼續指責他們為“種族主義者”嗎？民主黨隻是一個教師工會黨或教育黨嗎？進步政策研究所的第一篇研究論文就反對更高的最低工資，並讚成更高的勞動收入抵稅金額（earned income tax credit）。在選舉期，弗羅姆關注的不是開著旅行車帶著孩子參加體育運動的媽媽們，而是根式的民主黨人，特別是那些“鐵鏽地帶”（the Rust Belt）的白人藍領工人，就連民主黨自己的民意調查也顯示，自由派企圖取悅少數民族的做法激怒了這些人。

    包括阿爾·戈爾在內的各種民主黨人，都曾經是民主黨領導委員會思想的傳聲筒，但是克林頓從1990年成為該組織領導的那一刻起，成了最會兜售思想的人。克林頓堅持不懈地對民主黨說：“在全國性選舉中，中產階級選民並不相信我們會在國外捍衛我們的國家利益，會在國內把他們的價值注入社會政策，並有原則地使用他們繳納的稅款。”自從1972年尼克鬆把選舉說成是“保守的美國對抗激進的美國”後，民主黨就一直陷在“激進的美國”的標簽之中。很難說吹奏薩克斯風的克林頓是一個保守的人，但也不能認為他是一個杜卡基斯分子。他攻擊老布什對中國太軟弱，攻擊黑人活動家索佳大姐（Sister Souljah）是種族主義者。

    等到老布什把克林頓作為對手來嚴肅對待時，已經晚了，這顯示他缺少政治嗅覺。他有次指著橢圓形辦公室的座椅，對歡笑不已的助手說：“你們能夠想象比爾·克林頓坐在那位置上嗎？”有趣的是，有個人完全清楚克林頓的潛力，他恰恰就是李·阿特沃特。1990年，他醞釀出一個計劃，讓阿肯色州的國會議員湯米·魯濱孫（Tommy Robinson）出馬，與克林頓爭奪該州州長席位。（據傳他曾說：“我們竭盡全力往他身上潑髒水——毒品、女人——無論什，隻要管用。我們可能會贏，也可能贏不了，但我們將徹底把他搞臭，這樣他就有好幾年不能再參加競選了。”）由於魯濱孫沒能獲得共和黨的提名，因此計劃出了岔子。但許多保守派認為，如果阿特沃特沒有在1991年3月去世，他就是那個能夠阻止克林頓在1992年入主白宮的人。

    共和黨當然也曾試圖這樣做。在整個大選期間，克林頓被指責為逃避兵役者、奸夫、不誠實的房地產投資商、好鬥的女權主義者的丈夫。但這一切都不管用。克林頓堅持以經濟為中心，而老布什則對此缺乏主張。克林頓和金奇對1992年4月的洛杉磯暴亂提出了大量建議，但白宮卻不見動靜。在海灣戰爭和休斯敦共和黨全國大會期間，公眾對老布什的認可率下滑了57個百分點。那次大會完全是一場災難——選民見到的是偏執的共和黨右派狂呼亂叫，布坎南敦促人民自己武裝起來應對即將到來的文化戰，帕特·羅伯遜痛罵克林頓越軌的生活方式。大選臨近時，本書作者之一曾近距離接觸過在鹽湖城一部動作片中初露頭角的一群外表清秀的小夥子。當被問及會投誰的票時，他們遲疑了一下。最後有個參加過海灣戰爭的老兵回答：“布什，可能吧。”如果一位在位的共和黨總統連喜歡史蒂文·西格爾（Steven Seagal）電影的摩門教老兵的激情都激發不起來，那他就有麻煩了。老布什以168張選舉人團票對克林頓的370張選舉人團票，正式成為選票丟失第四多的在位總統。

    這一選舉結果不僅激起了小石城的歡呼——克林頓正在那和著搖滾組合弗利特伍德·邁克樂隊（Fleetwood Mac）《別停下，想想明天》（Don't Stop，Thinking about Tomorrow）的樂曲跳舞——在擁有許多美國保守派的地方也是如此。老布什的總統任期結束時，喬治·威爾和保羅·吉戈特（Paul Gigot）等保守派作家，差不多都歡迎共和黨的失敗。“哦，是的，真是太棒了。”來自得克薩斯州休格蘭（Sugarnd）的強硬派國會議員湯姆·迪萊回顧道，他原本擔心還得再忍受“痛苦的四年”。在傳統基金會，一群被稱為“第三代”的年輕保守派舉行了一個奇異的部落儀式：廳滿是誌同道合的人，他們扛著裝有血紅色縐紙的大盆，上麵放著這位去職總統的塑料頭像。

    老布什真的把一切都給毀了嗎？民意調查數字顯示，他失敗的原因有兩個。第一個原因是經濟。在最近各位總統的任期中，老布什任期內的經濟增長最慢。但這很難說是他的過錯。用橄欖球的術語來說，根給了老布什“一個歪傳球”（a hospital pass）老布什接任總統時，正趕上經濟低迷期。事實上，老布什處理赤字的許多做法是相當明智的。第二個原因是得克薩斯州商人羅思·佩羅。他對布什家族滿懷嫉恨，對赤字耿耿於懷。1992年，這個得克薩斯州小個子贏得了1 900萬張選票，是1912年以來表現最出色的第三黨候選人。

    選後民意測驗還隱含著另外一個教訓。雖然投佩羅票的選民對民意測驗專家說，他們喜歡克林頓勝於老布什，但使他們背離共和黨的卻不是克林頓，而是佩羅。而他們的主要關注點，如財政上的精打細算和對政府的不信任，卻都是保守派關注的問題。克林頓得到的選民票隻有43%，與表現平平的杜卡基斯所得選票比例一樣。盡管克林頓試圖延攬藍領選民，但他當選是因為他緊緊抓住了自己的基本選民支持者，而佩羅則使得根聯盟分裂了。正如羅納德·布朗斯坦（Ronald Brownstein）和丹·鮑爾茨（Dan Balz）在1996年所著的《猛攻大門》（Storming the Gates）一書中所述，1992年克林頓的獲勝有點類似於1968年尼克鬆的獲勝，那時候喬治·華萊士使民主黨的基礎分裂了。要使他的勝利持久，克林頓現在必須以尼克鬆為榜樣，把佩羅的選民支持者羅致到自己的聯盟中來。

    克林頓：過於張揚的自由主義者

    對民主黨來說，不幸的是，這位新總統一開始卻反其道而行之。由於缺乏經驗和疲憊不堪（他拒絕在選舉和就職期間進行短暫的休息調理），獲勝數日之後，克林頓掉進了三大陷阱。

    11月11日，這位總統當選人被問及是否會履行自己的競選諾言——讓同性戀者公開在軍中服役。盡管克林頓是美國政治中最善於推諉躲閃的高手之一，但他卻令人吃驚地、毫不拐彎抹角地做出了直接肯定的回答。結果上自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科林·鮑威爾（Colin Powell），下至普通士兵，幾乎每一名美國在役人員都對此猛烈批評。克林頓最終妥協並接受了“不問，不說”政策。但是傷害已經造成。除了拿著標牌到傳統製造業地區的保齡球館和酒吧到處轉悠，宣稱自己是“喜歡同性戀者的逃兵役者”，克林頓無比清楚地向藍領選民傳達出，他實際上是一個偽裝的杜卡基斯分子。

    克林頓犯下的第二個錯誤——越來越荒謬地探求建立一個政治正確的內閣——強化了他秘密自由派的身份。新民主黨人明顯表示出要招募一些共和黨人的姿態。相反，希拉·克林頓監督著一項左派利益集團之間的政治爭奪，她特別重視尋找一名女性司法部部長。頭兩個候選人當然被懷恨在心的共和黨人以“對待博克的方式給否決了”。司法部部長珍妮特·雷諾（Janet Reno）是克林頓夫婦的負擔。連克林頓派的人也承認，雷諾有資格擔任這一職務主要是因為她的性別。

    克林頓的最後一個錯誤是討好國會中越來越不受歡迎的民主黨人。克林頓沒有設法吸引共和黨溫和派（他們中可能有10個參議員和大約40個眾議員等著克林頓去羅致），而是執迷於使民主黨團結一致，這就意味著他的立場明顯更具自由派色彩。這個非常圓滑的現代化者如今身上背負很多老舊的行李。有個民主黨領導委員會的成員拿賽馬的比喻哀歎道：“我們控製了秘書處，卻給他套上了一張重犁。”

    更糟糕的是，共和黨人群情激憤，準備戰鬥。在參議院，鮑勃·多爾宣布自己代表那57%未投克林頓票的選民，並且立刻組織起來，成功阻止了克林頓經濟刺激計劃的通過。在眾議院，共和黨的領導權名義上還是由溫和的守舊派羅伯特·米歇爾（Robert Michel）掌握，但金奇勢頭更盛。選舉剛剛結束，他就召集團隊開了一個研討會，會上用掛圖展示了他的雄心：

    金奇——主要使命。

    文明的倡導者。

    文明的定義者。

    文明規則的教導者。

    文明狂熱者的喚醒者。

    讚成文明活動的組織者。

    文明力量的（可能）領導者。

    一項普遍而非最理想的使命。 注釋標題 Adam Clymer, ‘The‘teacher of the Rules of Civilization’Gets a Scolding,’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6, 1997.

    金奇同共和黨新任主席黑利·巴伯（Haley Barbour）一道，將1993年共和黨的中心內容集中於使人們厭惡華盛頓。巴伯使共和黨的直郵活動增加了3倍，他很快發現，募集錢款的最好辦法就是妖魔化克林頓夫婦。

    克林頓激起了自麥卡錫時代以來美國右派未曾有過的仇恨感。總統每天收到羅伯特·巴特利一夥在《華爾街日報》社論版的攻擊，這和莫林·多德（Maureen Dowd）在《紐約時報》上對老布什的揶揄嘲笑可大不相同。但《華爾街日報》的攻擊比起電台脫口秀節目或者《美國觀察者》雜誌的內容，簡直是小巫見大巫。理查德·梅隆·斯凱夫出資在《美國觀察者》雜誌上刊載了一係列半真半假的文章，涉及克林頓的性生活和欺騙性的商業交易。1993年7月，就在《華爾街日報》刊出一篇暗示其舞弊的社論後不久，文斯·福斯特（Vince Foster）自殺了。福斯特是白宮的法律顧問，也是希拉的密友，他的死使得情況變得失控。傑·福爾韋爾兜售了15萬冊《克林頓編年史》（Clinton Chronicles），該書宣稱克林頓已下令謀殺那些可能揭露他走私可卡因的人。

    這是保守主義運動最醜陋的時刻。事實上，情形太可怕了，以至於克林頓的辯護者匆匆站出來說，他的總統職位被敵人劫持了，“巨大的右派陰謀”（希拉·克林頓語）使國家的新聞媒體誤入歧途，紛紛追獵“子虛烏有的醜聞”克林頓總統那個經常有點滑稽的忠實助手悉尼·布盧門撒爾（Sidney Blumenthal），依然堅持把追獵“子虛烏有的醜聞”的做法稱為膽大妄為之舉。那當然不是媒體的光彩，但總體來看，“劫持理論”站不住腳，原因有二。第一，那些較大的新聞事件背後，總有一些涉及法律正當性的肮髒和狡詐行為。出售林肯總統套間過夜權是一個總統該做的事嗎？1993年拒絕《華盛頓郵報》查看白水事件（Whitewater）文件的要求明智嗎？這宗地產交易涉及克林頓夫婦同阿肯色州暗中操縱的合夥人，以看似優厚的條件（後被證明其實不然）購得土地。克林頓的助手請求他把土地移交出去，但第一夫人不答應，因而大驚小怪的事也在不斷發生。第二，如果總統的治理工作做得不錯的話——而他任職的前兩年基本上沒有做到——那些肮髒的事情也不會有太大的關係。因此，很難把克林頓總統任職上的各種問題歸罪於斯凱夫之流。

    每當克林頓向中間靠攏，他還是總能取得真正的成功。他的經濟政策紮根於減少赤字（這取悅了債券市場），為後來的經濟繁榮和預算盈餘打下了基礎。在《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問題上，克林頓與共和黨打成一片。1993年，他邀集4位前總統站在白宮外為該協定辯護。聽過克林頓推銷有術的話後，老布什有風度地承認：“他是由往外看，而我則是由外朝看，我現在知道原因了。”還有一些成績，從量變產生了質變。例如，克林頓強行通過的勞動收入抵稅金額，使得出去工作而不是待在家的美國窮人大大獲益。

    然而，克林頓給人留下的總印象是自由主義行事過於張揚——而且是帶來混亂的張揚。1994年，克林頓似乎沒有辦法使那些法案獲得國會通過。競選財務改革失敗了，一項犯罪法案最後獲得通過，但白宮的代價是遭受一次蒙羞受辱的失敗並落入陷阱。蒙羞受辱的失敗來自美國步槍協會，而掉落陷阱則與國會黑人幹部會議的爭執有關，爭執圍繞著是否給予死囚區的少數民族罪犯對自己的判決提出異議的權利。不過這些都不如他在醫療保險問題上的張揚更具象征性。

    醫療保險改革被認為極好地體現了新自由主義。他們想解決醫療保險費不斷上升以及使工人換工作更容易的問題。與此同時，他們還想解決美國社會中一個令人瞠目的不公正問題——4 000多萬美國人沒有醫療保險！正如“新政”為羅斯福式的自由主義帶來了永久的選民支持區，醫療保險改革也將為克林頓式的政府行動主義帶來永久的選民支持區。

    但那隻是理論而已。現實卻是“希拉保險計劃”。即使是最遲鈍的華盛頓人也沒見過那樣的事：到第一夫人和艾拉·馬加齊納（Ira Magaziner）領導的醫療保險計劃特遣隊提交報告的時候，無論以什尺度來衡量，特遣隊的規模都超過了此前所有的委員會：規模（它不僅有500名全職工作人員，還有數不清的攀附權貴者）；複雜程度（擁有15個“團組群”和34個工作組）；嚴格程度（工作小組負責人的工作要由“審計員”和“反對派”來重新評估）；以及野心。這份長達1 367頁的計劃的核心內容是建議迫使各類企業為其雇員提供由政府管理的醫療保險。在小企業主和保險業的慫恿下，保守派不久就給“希拉保險計劃”貼上蘇聯式計劃的標簽，試圖使國家經濟的1/7受政府控製。諷刺的是，最接近新民主黨人富於想象力的解決方案卻是由共和黨人約翰·查菲（John Chafee）提出來的。他建議給予個人醫療保險抵稅金額，類似於抵用券。但民主黨人並不讓步，“希拉保險計劃”無疾而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