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百年困局與當下危機（套裝共10冊） (xinshuhaige.com)”

    第六章 河右岸

    並不存在什自發的公眾輿論，一切輿論的形成均來自信念與活力中心…… 注釋標題 轉引自Gertrude Himmelfarb, Marriage and Morals Among the Victorian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7), p.202。

    人們可能會想，這是迪克·切尼在沒有防備時說的話，或者是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在向某位將軍嘀咕有關伊拉克的事情。事實上，這句話出自費邊社（Fabian Society）創始人之一比阿特麗斯·韋布（Beatrice Webb）之口。作為英國社會主義最高尚的代言人，費邊社在小布什領導下的華盛頓並不是一個如雷貫耳的名字。然而，費邊社卻為保守主義思想如何影響小布什的總統職務提供了一個模式。

    費邊社由一群知識分子組成，成立於1884年。其核心人物包括悉尼·韋布（Sidney Webb）、比阿特麗斯·韋布、H.G.韋爾斯（H. G. Wells）和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他們的目標是要以“集體福利”取代“爭取個人利益”，方法則是“滲透式”的。他們不像馬克思主義者那樣，堅信要把社會推翻，而且，他們尤其不像工黨那樣在意選舉的勝利，而工黨的成立也有費邊社成員的功勞。其實，他們並不想把自己與特定的政黨綁在一起。他們希望將集體主義包裝打扮成一種共識，並將政府的控製逐一擴展到各個機構，從而循序漸進地實現社會主義。

    對於費邊社的成員來說，改變輿論氛圍很重要。這樣，無論是誰進入議會都會和著他們的節拍前進。悉尼·韋布曾說道：“如果倫敦一小批2 000人不到的見識卓著的知識分子沒有達成共識，那英國將一事無成。”費邊社的首要目標就是影響那一小批人，它也重視塑造那些不怎重要的人物的心靈。費邊社的標誌性特點之一是它的小冊子，他們還創辦了《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等雜誌，為眾多的議會委員會設定議事日程並創建了倫敦政治經濟學院。

    費邊社成員還幫助樹立了這樣一種思想，即社會主義不僅是一種政治信念，而且是一種激動人心的生活方式。他們創立了一個“團體”網絡，包括婦女團體、藝術團體、教育團體、生物學團體和地方政府團體。“保育室”團體是其中最成功的團體之一，由放蕩不羈的青年男女組成，他們以聲名狼藉的放蕩者H.G.韋爾斯為自己的行為榜樣。保育室團體有很強的社會性。費邊社書記愛德華·皮斯（Edward Pease）因此這樣描述道：“自然的，保育室團體不僅致力於經濟學和政治學，野餐和舞蹈也在其中有一席之地。保育室團體中有些成員最終結為夫妻，涉及生活中更重大的事件時，沒有什比同情心讓長久幸福的婚姻生活更具安全感了。”

    費邊社成員的影響經久不衰。悉尼·韋布為工黨起草了黨章第四條，他使工黨保證堅持“生產方式、分配和交換的公有製”。直到20世紀90年代，工黨才放棄了黨章中的這一條。像倫敦政治經濟學院這樣的費邊社機構，培養出了許多專家，他們對官僚政治的魔力堅信不疑，《新政治家》雜誌則塑造了幾代政治家的思想。

    在某些方麵，費邊社是英國特有的現象；而在其他方麵，費邊主義則是具有廣泛普遍性的一個樣板。在整個歐洲，知識分子群體都在努力樹立這樣一種思想，即社會主義是未來的浪潮；而活動分子團體則有助於界定，社會主義不僅是一個思想體係，而且是一個團體。這些努力的結果是一場“社會主義運動”——它是一種友愛的意識形態；它是一套能夠由生至死組織管理人們生活的信條；它是一種對溫和主義者施加無情壓力、對叛徒進行恐怖報複的信念。

    隨意拿起任何一位歐洲左派政治家的傳記，人們會發現他們都有過這樣的經曆：參加學生激進主義活動；參加工會會議；不停地進行反轟炸、反越戰、反種族隔離的遊行；與《世界報》（Le Monde）或者《曼徹斯特衛報》（Manchester Guardian）的編輯人員共進午餐；在黨的會議上進行一致決議，和各色各樣的人——政客、新聞記者、工聯主義者、學者、夫妻配偶或者主婦——參加沒完沒了的冗長餐會，盡管他們都是共同事業的組成部分。當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ios Mitterrand）、赫爾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或者丹尼斯·希利（Denis Healey）進入政府的時候，他們經常發現那些理想不切實際，不得不暫時把它們擱到一邊——這種背叛經常激起新的一代人加入左派陣營中去。但是，他們對運動和思想的重要性有著極為清醒的認識。巴黎左派知識分子傳統上經常出沒的塞納河左岸（rive gauche），直到今天還是法國政治中一股潛在的力量。

    小布什的總統職務與河右岸（rive droite）同樣有著這樣的關係。在過去的30年，保守主義運動已經變成了一個權勢集團。美國右派可能還認為自己是可憐的劣勢一方，因此要削除自由主義的力量（這種信念正是它的一個力量源泉），但這種自我形象顯然是不正確的。本書前麵的章節中詳細講述過的那些人——憤怒的知識分子、臨時應急的智庫、古怪的捐贈者，他們與權勢集團的密切關係就像20世紀60年代約翰·肯尼思·加爾布雷斯津津樂道的自由主義等級製度一樣。他們為小布什政府提供了政策、人員和組織，他們通過越來越有活力的保守派媒體，使自己的信條傳遍全國。尤其重要的是，他們似乎已經贏得了思想戰的勝利。

    17街1150號

    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市中心17街1150號是一幢標準的辦公大樓，它是我們介紹這一權勢集團的好地方。如果真的有過什“信念與活力中心”（Center of Conviction and Energy）的話，那它就在這。實際上，它所擁有的保守主義智囊團超過了一般歐洲國家的水平。

    大樓的10至12層是我們的老朋友——美國企業研究所。鑒於它受人敬重的曆史，美國企業研究所目前頗為壯觀。在小布什政府任職的美國企業研究所前雇員超過一打，包括迪克·切尼（他妻子現為美國企業研究所董事會成員）、小布什的首位財政部長保羅·奧尼爾、小布什的首位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格倫·哈伯德（Glenn Hubbard）、生物技術委員會主席利昂·卡斯（Leon Kass）、小布什總統任職頭兩年的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拉·林賽（Larry Lindsey）（他幫助完成了2001年的減稅計劃）。凱文·哈西特（Kevin Hassett）是支持政府對公司減稅計劃強有力的外援者，他幫助重擬2003年的減稅計劃。小布什的演講撰稿人戴維·弗魯姆現在美國企業研究所任職，他幫助創造出“邪惡軸心”這個詞。前國防部政策委員會主席理查德·珀爾（Richard Perle）曾在美國企業研究所任職數年。我們其中一人采訪美國企業研究所所長克斯·德穆思的時候，就有兩位內閣部長給他打電話。

    大樓的5樓是《旗幟周刊》，這或許是小布什領導下的華盛頓最有影響力的雜誌。相對於《國民評論》15.4萬份、《新共和》（New Republic）8.5萬份以及《國家》（Nation）12.7萬份的發行量，《旗幟周刊》5.5萬份的發行量並不大。然而它卻很容易通過悉尼·韋布式的檢測，直達管理這個國家的“一小批見識卓著的知識分子”手中。每周一，迪克·切尼都會派人去取30本《旗幟周刊》。《旗幟周刊》有著悠久的保守主義傳統，哪怕不賺錢（它失去了它的經營者魯珀特·默多克每年100多萬美元的支持）也要宣揚資本主義的優點。值得讚揚的是，《旗幟周刊》以老式的方式——通過在知識界而非買賣交易中的成功——獲得影響力。《旗幟周刊》的創刊編輯比爾·克斯托爾在布什家族並不受歡迎，因為他曾兩度與布什家族過不去——一次是在他擔任丹·奎爾辦公室主任時，成為保守派表達對老布什政府不滿的核心人物，另一次是他支持約翰·麥凱恩獲得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的提名。然而，《旗幟周刊》卻充塞著符合保守派口味的內容——從馬克斯·布特（Max Boot）敦促美國人承擔白人的責任（或者諸如此類的話），到克斯托弗·考德威爾（Christopher Caldwell）剖析反猶主義在歐洲的蔓延。

    美國企業研究所和《旗幟周刊》是17街1150號的領軍者，但它們並不孤單。比爾·克斯托爾就在他的辦公室管理著“新美國世紀計劃”。同樣是在5樓，慈善事業圓桌會議組織（Phinthropy Roundtable）和《慈善事業》（Phinthropy）雜誌告訴有錢的保守派如何把錢捐贈出去。慈善事業圓桌會議是在20世紀70年代由一批不滿的保守派捐贈人成立的，現號稱有600個會員。早在小布什提出“充滿同情心的保守主義”之前，它就針對笨拙的福利官僚機構而大加讚揚自願組織。慈善事業圓桌會議經常與附近的（16街1513號）資產研究中心（Capital Research Center）聯手發難，使自由派基金會為“捐贈意向”而苦惱——那些創建基金會的強盜式資本家，真的想讓你們資助女同性戀者的行為藝術嗎？

    軍國主義的悉尼·韋布們見識到了17街1150號是如何催生小布什政府對伊拉克的政策。時光回溯到1997年12月1日，比爾·克斯托爾和羅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共同為《旗幟周刊》寫了一篇題為《薩達姆必須滾蛋》（Sadam Must Go）的封麵社論。1998年，“新美國世紀計劃”派人送了一封信給比爾·克林頓，敦促他“竭盡全力”地采取外交和軍事措施趕走薩達姆。信中的簽名者包括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和保羅·沃爾福威茨（Paul Wolfowitz）。與此同時，美國企業研究所為許多最為咄咄逼人的鷹派人物提供了棲身之所，他們炮製出大量對中東進行民主化改造的小冊子，主辦有關無賴國家的會議。小布什是在2003年2月美國企業研究所的一個大型餐會上下定決心致力於中東的民主化事業，還有什比這更合適的呢？總統許諾，一個民主的伊拉克“將為該地區的其他國家樹立一個引人注目、振奮人心的自由榜樣”。總統整個講話過程中唯一一次冷漠肅靜，就是試探性地建議以色列人應該停止在巴勒斯坦人的土地上擴建定居點。近10年來，17街1150號一直在敦促反對薩達姆·侯賽因的戰爭，而這次餐會僅過了兩個多星期，戰爭就開始了。

    研發部門

    17街1150號的存在表明，對於小布什的總統職務來說，思想信念是多重要。但這並不是要否認小布什領導下的白宮對智力的關注不如前任。比爾·克林頓當政時，賓夕法尼亞大街1600號看上去感覺更像是大學的公共休息室，而不像政府單位的所在地。它誇耀說麵有6位羅德學者（其中包括克林頓總統本人）。在克林頓最早任命的518名官員中，有1/3的人上過哈佛大學或耶魯大學。與此形成對照的是，在小布什最初的14位內閣成員中，隻有兩人在本科時上過常春藤盟校。從任何的學術標準衡量，小布什政府中都缺乏能與智力水平一流的拉·薩默斯（Larry Summers）和羅伯特·魯賓（Robert Rubin）比肩的人。小布什欣賞的是一個機構的靈魂，而非它的智能。他最不喜歡的人之一，就是與他同時期在耶魯大學讀書的斯特羅布·塔爾博特（Strobe Talbott）——那時候，他傻乎乎地研究書本、參加講座，不與兄弟會的哥們一道喝酒。相反，克林頓則很喜歡塔爾博特。

    但是，小布什從一開始就明白，保守派知識分子就像研發部門之於企業總裁那樣能夠為其所用。他在華盛頓得到的經驗是，父親所領導的政府因為缺乏某種“虛幻東西”而分崩離析。小布什任得克薩斯州州長時，卡爾·羅夫為了確保他的老板能進入全國性的政策辯論中，向他推薦受人敬重的詹姆斯·Q.威爾遜的作品，以及馬文·奧拉斯基和邁倫·馬格尼特這些更年輕的煽動家的作品。擔任總統時，小布什特地在清一色的前企業總裁組成的內閣中，用幾位思想家來裝點門麵——康多莉紮·賴斯是斯坦福大學的校監；約翰·迪伊烏奧是一位傑出的社會科學家（也是詹姆斯·Q.威爾遜的門生），他暫時管理著“基於宗教信仰和社區首創精神”的項目辦公室。與小布什總統任期一開始就相伴相隨的那些構想——減稅、教育改革、充滿同情心的保守主義以及導彈防禦——在河右岸的各處早已醞釀了幾十年了。

    在小布什領導下的華盛頓，斯特勞斯分子的數量是顯示思想信念重要性的晴雨表。每年大約有60位斯特勞斯的追隨者參加國慶日野餐會。國防部副部長保羅·沃爾福威茨是阿倫·布魯姆（Aln Bloom）的學生，而後者則是斯特勞斯出類拔萃的門生。他甚至出現在索爾·貝洛有關布魯姆的《拉維斯坦》（Ravelstein）中，這部受到知識分子的推崇。其他斯特勞斯分子還包括國防部特別計劃辦公室（Office of Special Pns）主任艾布拉姆·舒爾斯基（Abram Shulsky）、國家藥品控製政策局局長約翰·沃爾特斯（John Walters）、生物技術委員會主席利昂·卡斯。沒有人會真的相信，像小布什這樣一個把耶魯大學當作酒量比拚場所的人——還差一點點就贏了——會挑燈夜讀斯特勞斯的著作《色諾芬筆下的蘇格拉底對話》（Xenophon's Socratic Discourse）。但是，小布什知道那些人物的重要性。

    居於小布什研發部門中心位置的是右派智庫。在國會不遠處是8層樓高的傳統基金會，其年收入達3 000萬美元，雇員大約有200人，每年舉辦的講座、辯論會和會議大約有700場。2003年，傳統基金會在國會山總部的麵積擴大了一倍多。新的辦公場所有供實習生和研究員使用的套間、一個250席的禮堂和一個運動中心。所有這一切，都是為了支持約翰·阿什克羅夫特所稱的“傳統基金會進行的了不起的真理研究工作”。位於馬薩諸塞街和第10街交叉口的卡托研究所，則在一幢十分顯眼的玻璃建築中宣講自由意誌論。由前傳統基金會研究員創辦的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就像弗蘭克·加夫尼（Frank Gaffney）領導的安全政策中心（Center for Security Policy）所做的那樣，已經介入小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製定之中了。倫理與公共政策中心（Ethics and Public Policy Center）則試圖恢複“猶太-基督教的道德傳統”，使之對政治辯論產生影響。

    傳統基金會並不是唯一同時進行思想傳播和采取實際行動的保守派機構。在主張減稅的右派一邊，斯蒂夫·穆爾（Steve Moore）的“增長俱樂部”（Club for Growth）和格羅弗·諾奎斯特的“為了稅改的美國人”，大力推廣統一稅等概念。喬治·威爾把“正義研究所”（Institute for Justice）描述為“一個歡樂的訴訟者團隊”——它為爭取學券製，反對約束地方企業而鬥爭。

    河右岸並不隻是華盛頓的事情。自由派隻有少數幾個智庫，而遍布全國的保守派智庫現在有50個左右。赫德森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不僅在印第安納波利斯和威斯康星州的麥迪遜設有辦公室，在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也有。它折中地同時雇用自由意誌論者和斯特勞斯分子，以非傳統的方式集中考慮未來問題。華盛頓以外最大的保守派智庫是胡佛研究所，它號稱擁有250名雇員，並且接納了根總統時期的國務卿喬治·舒爾茨（George Shultz）以及加·貝克爾（Gary Becker）和米爾頓·弗德曼（由於某種原因，他選擇在美國最具自由主義色彩的城市舊金山退休）等自由市場經濟學家。胡佛研究所的《胡佛文摘》（Hoover Digest）和《政策評論》（Policy Review）雜誌廣為人傳閱，它還有自己的電視節目《常識》（Common Knowledge）。胡佛研究所的研究員們聚集喝茶的公共休息室，給人一種身臨牛津劍橋的感覺——一群身穿粗花呢外衣的紳士在禮貌地，時而也很活潑地談話。但如果有人期望在那聽到牛津劍橋公共休息室的經典話題——抱怨國家資助的削減，談論美帝國主義的邪惡——那他進去後定會吃驚不已。胡佛研究所的研究員會一邊喝茶一邊愧疚地向你告誡：他們擔心學券製是一種逃避，因為在其中還保留了國家在教育中的作用；他們彬彬有禮地為擴大小布什政府減稅幅度的計劃進行辯論，或者考慮到來自中國的威脅，美國需要大量地增加軍備。

    其他的保守派智庫規模要比胡佛研究所小。例如，曼哈頓研究所給人一種完全局限於自己一方天地的感覺。每個這樣的智庫都有意使自己顯得特異。比如說，許多西海岸的智庫都有一種自由意誌論者的腔調。由洛杉磯的高風險債券（junk-bond）之王邁克爾·米爾肯（Michael Milken）創辦的同名智庫米爾肯研究所（Milken Institute），是撤銷管製規定的溫床，而它對社會保守主義則無暇顧及。

    另一個例子是西雅圖的發現研究所（Discovery Institute），由布魯斯·查普曼（Bruce Chapman）於1990年創辦。查普曼是一名理性右派，他在1966年與喬治·吉爾德（George Gilder）合著了一本有關共和黨的書——《失去頭腦的政黨》（The Party That Lost Its Head）。他被召進根總統的白宮之前在人口調查局工作了一段時間，工作就是與智庫保持聯係。離開政府創辦發現研究所之前，他先是棲身於赫德森研究所，而後曾試圖在西雅圖創辦一個西部版本的赫德森研究所。發現研究所的使命是“使未來的光明前景成為現實”——這聽起來有點像《星際迷航》（Star Trek）中的台詞。該所專注於未來主義與自由市場的結合，這項使命使該所最著名的研究員吉爾德終身充滿激情。發現研究所的一大興趣是交通運輸，它一直提議修建一條連接西雅圖、波特蘭和溫哥華的鐵路，而在有關“美鐵”（Amtrak）的私有化問題上，小布什曾詢過查普曼。發現研究所對西部環境問題（大馬哈魚和伐木）、侵權行為改革、寬頻安裝等，都有自己的主張。它堅持不懈地批評針對微軟公司的反壟斷訴訟。

    發現研究所盡管有種種離奇之處，但顯然是保守派網絡的一部分。該所的研究人員在《華爾街日報》和《國民評論》雜誌上頻頻現身。為了在稅收改革和撤銷對電信的管製規定上向政府施壓，發現研究所已經同卡托研究所、增長俱樂部以及來自達拉斯的積極主張私有化的全國政策分析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Policy Analysis）形成了一個鬆散的同盟，將案例直接交給卡爾·羅夫。在華盛頓州，發現研究所與其他兩個自由市場的智庫——位於華盛頓州州府奧林匹亞的自由常青基金會（Evergreen Freedom Foundation）和傑克·肯普冠以“西北傳統基金會”的華盛頓政策中心（Washington Policy Center）——緊密協調工作。值得注意的是，雖然華盛頓州2000年投票支持阿爾·戈爾，隻有兩位共和黨人當選為全州性的官員，但它為催生保守主義思想而投入的資源不比大多數歐洲國家少。

    發現研究所還是右派中影響日增的“智能設計”思想的主要支持者。根據查普曼的說法，智能設計運動堅持認為，“宇宙和生物的某些特點，如自然選擇，並不是一個無計劃過程的組成部分，因此這種情況最好用智能因素來解釋”。換言之，達爾文理論並不能夠完全解釋生命的起源和物種的發展。作為一名堅定的基督徒，查普曼起先之所以對此話題感興趣，是出於他對言論自由的擔心。1995年，一位加利福尼亞州的科學教授僅僅因為認為進化並不能解釋一切，就受到遭解雇的威脅，查普曼奮起替這位教授辯護。大多數正統的科學家把智能設計看成是高檔的神創論而不予理睬。但是發現研究所科學文化中心（Discovery's Center for Science and Culture）推出了著作和研究報告，查普曼在反擊他所稱的新達爾文主義的戰鬥中贏得了一些勝利。2002年10月，俄亥俄州率先確立了科學標準，要求學生知道“科學家是如何繼續研究和批判性分析進化理論的方方麵麵”。佐治亞州科布縣的一個學區，現在敦促教師要對進化的“爭議性觀點”進行討論。保守派共和黨人也設法把一段文字強塞進《不讓一個孩子掉隊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 Act）中，敦促（盡管不是強迫）學校教授“全麵完整的科學觀點”。

    智能設計運動的例子顯示，右派越來越願意在自由主義“科學權勢集團”的領地上，用自由主義自己的科學研究向自由主義開戰。右派智庫已經在幹細胞問題上對科學正統發起了攻擊，認為不需要儲存胚胎，就像不應有從成人身上提取幹細胞的可能性一樣。他們也專心研究全球氣候變暖的數據。比約恩·隆伯格（Bjorn Lomborg）是2001年出版的《持懷疑論的環境論者》（The Skeptical Environmentalist）一書的作者，在美國企業研究所和發現研究所這樣的地方，他受到英雄般的崇拜。在動物權利、安樂死、同性戀的科學起源等問題上，他們也在醞釀戰鬥。到目前為止，保守派的傲慢之舉並未使之在科學權勢集團中謀得一席之地，智能設計更是如此。在俄亥俄州，有些科學家把智能設計的支持者等同於塔利班分子。但是，就像40年前米爾頓·弗德曼和其他人在經濟學領域中所做的那樣，右派顯然也在把思想戰鬥擴展到新的領域中。

    人員和資金

    保守派智庫是孕育思想和人才的地方。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康多莉紮·賴斯以及1/4的國防政策委員會（Defence Policy Board）成員，都是胡佛研究所的老兵；勞工部長趙小蘭（Eine Chao）和人事管理局局長凱·克爾斯·詹姆斯是傳統基金會的畢業生；前預算管理局局長米奇·丹尼爾斯（Mitch Daniels）是赫德森研究所的前所長；負責小布什政府中東事務的埃奧特·艾布拉姆斯（Elliot Abrams）是倫理與公共政策中心的主任。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吹噓自己有許多政府高官，以至於它有個綽號叫“國家安全顧問的種馬場”。數以百計較低級別的政府雇員從智庫中分享到好處，他們在那受訓於前中央政府的保守派官員，傳統基金會聘任根政府的司法部長埃德·米斯（Ed Meese）和教育部長比爾·貝內特（Bill Bennett）。傳統基金會主席埃德溫·福伊爾納常說，如果“政策是人製定的話”，那，智庫則變成了美國的影子政府。

    智庫也是右派知識分子的總指揮中心。傳統基金會每年舉行一次聚會，參加者包括全國大約375個保守派政策團體。會上，他們有機會交流觀點。傳統基金會2003年的政策專家手冊上列舉了2 200人和420個政策組織，他們都熱切地等待有人來詢他們。這聽起來使人覺得背後有個秘密的總體規劃，某種程度上的確如此。大量的保守派基金會在背後支撐右派智庫、政策中心、大學獎學金、高品位季刊、學生出版物、電視網絡和電台節目。前五大捐贈者——庫爾斯家族、斯凱夫家族、科克家族、林德與哈·布拉德利基金會和約翰·M.奧林基金會——至今依然重要，但重要性比以前小得多了。始於20世紀70年代的公司捐贈還在繼續，直到最近，安然公司的肯·萊還與另一位能源大老板的迪克·切尼，同為美國企業研究所的理事會成員。最大的變化在於由直郵方式帶來的個人捐贈。傳統基金會現在有20萬個個人捐贈者，他們提供了傳統基金會超過一半的資金。理查德·梅隆·斯凱夫的支持占資金總數40%的日子早已一去不複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