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百年困局與當下危機（套裝共10冊） (xinshuhaige.com)”

    第七章 膂力

    據稱威靈頓公爵在滑鐵盧戰役之前檢閱軍隊的時候曾經這樣說過：“我不知道這些戰士會對敵人產生什樣的影響，但是，上帝做證，他們使我感到害怕。”如果小布什去參加了2003年的“保守主義政治行動會議”（Conservative Political Action Conference），那他也可能會說出這樣的話來。

    “保守主義政治行動會議”一年舉行一次，由美國保守派聯盟組織召開。2003年，聚集到一起參加會議的保守派活動分子超過4 000人，其中1 700人是大學生。會議選在一個周末舉行，地點是弗吉尼亞州阿靈頓的一處荒地。與會者聆聽著台上迪克·切尼、凱瑟琳·哈斯（Katherine Harris）以及其他保守主義運動英雄講話。舞台上裝飾著紅白藍三色布，後麵豎著18麵美國國旗。會議的內容包括“伊斯蘭：是和平的宗教嗎？”和“神話、謊言和恐怖：不斷升級的激進環保主義威脅”。首次參加這種會議的代表們身著印有“電刑處死穆米亞”（Fry Mumia）圖案的T恤衫；手舉寫有“給戰爭一次機會：通過優勢火力贏得和平”的海報；佩戴刻有“打擊犯罪——反擊”字樣的引人注目的徽章；購買吟唱小布什總統經典語錄，如“我們竭盡全力把食物擺上你家餐桌”的玩具娃娃。會議期間最受歡迎的展出之一是“反克林頓圖書館”（Counter-Clinton Library）模型。從事右派大陰謀的陰謀分子，打算在阿肯色州小石城克林頓圖書館數步之遙的地方建這樣一個圖書館，令該圖書館引以為豪的是，麵將有“希拉羞恥廳”“克林頓人員傷亡廳”“《致命賭徒》畫廊”以及“內務部”。有件事卻並不叫人覺得很有趣——有個人在兜賣寫有“沒有穆斯林=沒有恐怖主義”字樣的貼紙且生意一直很好——直到副總統辦公室派人叫他別叫賣了。

    在政治中，如果光有智力而缺乏膂力，那是走不了多遠的。保守派智庫高踞由保守派活動分子構成的強壯身軀之上——“保守主義政治行動會議”成員以及全國各地同他們思想相通的成千上萬的基層戰士，正是那些一家一戶去敲門、簽署請願書、給脫口秀節目打電話以及參加選區會議的人——他們至關重要。這一身軀中的很大一部分，不僅致力於擊敗民主黨，還要使共和黨保持協調一致。小布什領導的白宮十分清楚它要求基層戰士做什。白宮指引人們花大量時間去追求共和黨不同選區的目標，或至少使各個選區感到快樂。而最後的審查官是卡爾·羅夫。

    幾乎沒有哪個執行者與總統之間的關係像羅夫與小布什那樣密切。小布什如此重視他的顧問，以至於他給羅夫取了兩個綽號：“天才小子”（Boy Genius）和“能讓牛糞開花的人”（Turdblossom）。羅夫還身兼二職。過去也曾有政策製定者與總統之間有著非同一般的密切關係——哈·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長期生活在富蘭克林·D.羅斯福的白宮，但相對而言，他們與選擇政治候選人和選舉政治這樣的肮髒勾當幾乎沒有什牽連。與此相反，也曾有政治顧問遠離那些細枝末節的事情，如李·阿特沃特和克林頓的助手詹姆斯·卡維爾（James Carville）。羅夫則兩頭兼顧，從回避幹細胞研究到征收鋼鐵稅，所有那些小布什做出的最具爭議的決定，都有他一份。與此同時，羅夫是共和黨全國委員會真正的頭，共和黨候選人的首席審查官，與保守主義運動保持聯係的主要牽線人。

    羅夫對保守主義運動有著廣泛的了解。在右派後方各地的基層戰士中，很多人同羅夫保持直接聯係，這真令人吃驚。有位“保守主義政治行動會議”活動分子向一群朋友吹噓自己有羅夫的手機號碼，其激動的口吻就像其他學生吹噓自己有“小甜甜”布蘭妮（Britney Spears）的手機號碼一樣。

    這些活動分子種類繁多，羅夫的工作因而也十分複雜。參觀“保守主義政治行動會議”，你會發現電話亭廣告的內容從君主製到無政府狀態，無所不包。活動分子對“保守主義”的忠誠度，往往不及對上千個不同事業中具體的某一個——如保留邦聯旗幟、禁止墮胎、削減資本增值稅——那樣深。這同時又使人想起了那支大軍——但此刻卻是一支中世紀的大軍。君王小布什可能把他的旗幟插在中央，但他的軍隊卻身著其他事業的製服。

    這支大軍的士兵大致可分為兩類：反製政府的反叛者和社會保守派。前者想要限製華盛頓對其生活、槍支和錢包的支配，後者則想要扭轉他們眼中的文化沉淪和社會解體。總的來說，羅夫和小布什設法使雙方都高興（盡管反製政府的一翼和社會保守派有時都會焦躁不安）。然而，雙方的世界觀明顯都比小布什極端得多。在法國巴黎，小布什這位“有毒的得克薩斯人”看起來可能像一個右派極端主義者，然而，在得克薩斯州的巴黎，他可能隻是一隻軟腳蝦。

    如今政府的規模更小了

    對政府充滿敵意可以說是美國右派的主要愛好。從生活在洞穴中，四周都是自動武器，依靠軍隊配給的瘋狂的活命主義者，到專心羅伯特·諾齊克（Robert Nozick）的《無政府、國家與烏托邦》（Anarchy，State and Utopia）一書的討論團體，這種敵意的表現有多種形式。在克林頓時代，偏執狂有時會感情用事，但小布什當政時，他們的心態平和多了。

    表麵上，這很古怪。因為他們如果真的痛恨政府，就實在應該痛恨喂養政府這一巨怪的總統。小布什允許政府花錢送火箭上天，他引入鋼鐵稅，通過使機場安全“聯邦化”而創造了兩萬個聯邦工作崗位，簽署破紀錄的一個農場法案並支持有關攻擊性武器的禁令。正如保守派所見，簽署“自由派”的競選資金法侵犯了《憲法第一修正案》賦予的權利。白宮怎會沒有遭到全麵反叛？

    一種解釋是右派不那偏執了。在小布什參加總統選舉之前，一些持反製政府立場的保守派就認識到，形勢要失控了。俄克拉何馬城的爆炸使許多人停下來思考；紐特·金奇丟掉了眾議院議長的職務，顯示出以憤怒作為政治戰略的局限性。“9·11”事件以後，即使是蒙大拿州積極支持持槍權的人，也意識到安全與自由之間的平衡應該朝安全方向調整。不過根本原因在於，反製政府的團體依然把小布什看作“我們的一員”。小布什有時給他們一些好處，更多的時候則是暗示他會給他們好處，從而得到他們的認可。這種做法對於三個最大的反製政府的保守派團體都適用：反對稅收的十字軍戰士、支持持槍權的活動分子以及保護地產權的活動者。

    右派中的反稅團體——曾是共和黨中反叛小布什的一翼——得到的好處最多。小布什通過2001年和2003年兩次大規模的減稅以及2002年一攬子小幅的刺激計劃，得到了這一翼的認同。小布什政府與華盛頓的兩個壓力集團開展了緊密的協調工作：一個是格羅弗·諾奎斯特領導的“為了稅改的美國人”（本書的導論已對每周三晨會做過描述）；另一個是史蒂夫·穆爾（Steve Moore）領導的“增長俱樂部”。與這些壓力集團的聯係，既有私人和組織因素，也有意識形態的因素。羅夫與諾奎斯特是多年的朋友，羅夫曾幫助“為了稅改的美國人”募集資金，並保證每年參加數次諾奎斯特的星期三會議。從在西弗吉尼亞州、密蘇州、北卡羅來納州等邊緣州建立反稅運動，到招募道德少數派，這兩個人在所有的事情上都合作過。例如，羅夫就曾對諾奎斯特1998年創辦的伊斯蘭自由市場研究所（Ismic Free Market Institute）施以援手，該組織的目的是把穆斯林拉到共和黨的懷抱中來。據說，諾奎斯特曾經說服羅夫，削除股利稅這一稅製改革，不僅會使美國富人得到大筆金錢，而且也將廣受歡迎，因為50%的美國人和70%的美國選民都擁有股票。

    這種戰術結合擴展到了立法中。2003年，就在複活節國會休會之前，兩位溫和的共和黨參議員——緬因州的奧林匹亞·斯諾（Olympia Snowe）和俄亥俄州的喬治·沃伊諾維奇（George Voinovich）——由於擔心可能會出現更大的預算赤字，迫使國會將小布什的第二個大減稅計劃減半，10年中僅減稅3 500億美元。小布什把求救信號發向全國，委派政府高官到26個州推動一項至少減稅5 500億美元的計劃。穆爾和諾奎斯特的基層戰士也行動起來了。他們對於溫和派代表了財政公正這樣的看法嗤之以鼻。難道奧林匹亞·斯諾不是像民主黨人那樣對政府開支充滿熱情嗎？他們還想出了一個規避3 500億美元限製的妙計，限製隻適用於防阻礙議程（議案在參議院隻需51票的簡單多數就可獲得通過，而不需要60位參議員的支持）的那部分減稅數額。他們指出，特別決議也允許超過1萬億美元的非防阻礙議程的減稅計劃。為什不將一些廣受歡迎的減稅內容，如增加兒童的稅收抵免，放進第二個類別呢？60位參議員肯定會投票支持這個類別吧？這樣，3 500億美元的減稅數額就可以用於小布什那更具爭議的消除股利稅上麵。這個詭計隻成功了一半，但是它顯示了右派減稅派的機智戰術。

    這種政治活動在各州州府被效仿。無論其機能如何不良，反對稅收都是團結各地共和黨的最佳途徑之一。企業家們也受此誘惑。雖然小布什的白宮充斥著各種類型的大企業家，但羅夫也重視小企業界。幾乎沒有哪個組織會像美國全國獨立企業聯合會那樣受到款待。正如我們在本書第四章所看到的，自從1994年的希拉保險計劃以來，美國全國獨立企業聯合會在反對政府開支和約束上都是一個可以信賴的組織。美國全國獨立企業聯合會遠比它的大企業同行激烈，它在州一級和地方的選舉中推出了7 500名候選人。從放鬆管製到侵權改革，再到取消“遺產稅”，幾乎在所有問題上，這個代表了60萬小企業的組織都被證明是小布什的忠實盟友。每當總統講到經濟問題，白宮都特別重視推出美國全國獨立企業聯合會的成員。

    槍炮與選票

    反製政府的第二個保守派團體是在持槍權的名義下匯集到一起的。擁有400萬會員的強大的美國步槍協會與美國退休人員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Retired Persons）爭相成為美國最成功的遊說集團。美國步槍協會擁有現代招權納賄的全副武裝。它在國會山有一個科技水平先進的辦公室，一個電話推銷部門以及一個韋恩·拉皮埃爾式的引人注目的頭腦。但最重要的資源是會員的承諾。在全國各地，美國步槍協會有100萬個選區層級的政治組織者。選舉時，在一個投票率隻有50%的國家，該組織草根階層參加投票的人數可以達到95%。這意味著美國步槍協會在勢均力敵的選舉中，可以輕易左右選舉結果，基督教聯盟衰落後，它的地位更加重要了。與此同時，美國步槍協會任命格羅弗·諾奎斯特和美國保守派聯盟主席戴維·基恩（David Keene）為理事會成員，更廣泛地加強了自己與保守派世界的聯係。

    拉皮埃爾把2000年的選舉描述為美國《憲法第二修正案》曆史上最重要的選舉。克林頓政府不僅將該組織拒之白宮門外長達8年之久，並且支持攻擊性武器的禁令和對手槍的限製。美國步槍協會害怕戈爾會加快對持槍權的不斷進攻，並最終使最高法院朝反對《憲法第二修正案》的方向傾斜（事實上，戈爾的立場更像充滿野心的南方民主黨人。戈爾這位來自田納西鄉村的年輕國會議員支持持槍權。隨著他不斷爬上民主黨的高層，他讚成各種形式的槍支控製。最後，當他在民主黨提名中穩操勝券時，為取悅獵鹿州的工人階級白人男性，他在持槍權問題上表現得猶豫不決）。美國步槍協會對戈爾一丁點兒都不信任，但認為小布什保有良好的記錄。小布什曾在得克薩斯州簽署了兩項有利於持槍權的法案並使之成為法律——一項是允許人民暗藏武器，另一項是使地方政府更難控告槍支生產商。在共和黨全國委員會的一次慶典活動上，拉皮埃爾作為主席之一，為小布什的競選募集到2 130萬美元。美國步槍協會至少在阿肯色州、田納西州和西弗吉尼亞州這三個州，為小布什擊敗戈爾立下了頭功。

    美國步槍協會在投資中得到了什樣的回報呢？2000年的競選期間，美國步槍協會副主席凱恩·魯濱孫（Kayne Robinson）犯了一個災難性的錯誤——有人在一卷錄像帶上逮住了他吹噓的話，他說：“如果我們贏了，我們就會有一位總統……一位我們可以在他辦公室外麵進行活動的總統……一位與我們有著難以置信的友好關係的總統。”自那以後，小布什政府一直小心翼翼地同該組織保持距離。美國步槍協會沒有一個人在白宮任高級職務，小布什對支持飛行員暗持武器（“9·11”事件以後美國步槍協會的熱門話題）也表現得不冷不熱，他也沒有撤回自己簽署禁止攻擊性武器的保證，這一立場使開著旅行車帶著孩子參加體育運動的媽媽們感到高興，但同樣也激怒了那些死硬的持槍權活動分子。

    盡管如此，如果就此得出結論說美國步槍協會白費心機，那就大錯特錯了。槍支遊說集團避免了自己最大的噩夢——《憲法第二修正案》被最高法院推翻。它對眾議院多數黨共和黨的影響力也得到了加強。小布什政府已許諾支持美國步槍協會主要關心的優先立法事項——一項保護槍支生產商和交易商不受訴訟的法律。就連小布什簽署禁止攻擊性武器的承諾都有點可笑。眾議院多數黨領袖湯姆·迪萊引證道，由於國會共和黨領導核心缺乏熱情，因此已承諾不對這項立法進行辯論，而小布什也拒絕向共和黨同道施加任何壓力，要他們改變主意。這一結果對於共和黨來說是個完美的妥協。小布什誇耀說他有意取消攻擊性武器，從而在溫和派選民那得分；湯姆·迪萊保證上述立法議案不會送到總統桌上，從而得到了槍支擁有者的支持。

    美國步槍協會尤其喜歡小布什的第一位司法部部長約翰·阿什克羅夫特。阿什克羅夫特在2000年的參議員選舉中盡管沒有成功，卻是得到美國步槍協會金錢支持最多的人。經曆了珍妮特·雷諾那些壓抑的歲月之後，阿什克羅夫特被美國步槍協會描述為“一陣清風”。2002年5月，司法部一反幾十年的官方哲學，在最高法院爭辯說《憲法第二修正案》保護的是個人擁有槍支的權利，而非各州組織民兵的集體權利。全國已經有幾十個人引用這一針對《憲法第二修正案》的解釋，來挑戰對他們持有槍支的定罪。“9·11”事件之後，阿什克羅夫特采取的兩項政策使人吃驚不已——他不僅試圖銷毀聯邦數據庫的槍支銷售記錄，還試圖禁止聯邦調查局在對恐怖主義的調查中使用這些記錄，他還拒絕支持重新授權攻擊性武器的禁令，這使他從聽證會的支持立場上後退了。

    自由公園

    我們已經對那些披著不同外衣組成小布什支持大軍的團體做過評論，如美國步槍協會。但這種封建式的影響力還可以繼續延伸。美國步槍協會不僅把自己的軍隊帶到小布什的旗幟下，還帶來了一個全國各地鬆散的親屬集合體。

    “自由公園”是西雅圖郊區繁榮的貝爾維尤市（Bellevue）的許多小型辦公區之一。該區擁有微軟公司的幾個副產品，沿路走十分鍾即可到達。在停車場停靠時，目光敏銳的人會看到那些汽車保險杠的招貼廣告上寫著“槍支越多，犯罪越少”的字樣。但隻有當你真正進入“自由公園”那些辦公室的時候，才會明白“自由公園”是怎回事。在保留和擁有武器權力公民委員會（Citizens Committee of the Right to Keep and Bear Arms）的一間辦公室，誌願者們組織人們群發郵件，抨擊讚成持槍權需要經過煩瑣的程序，還有更多的汽車保險杠招貼廣告（廣告上麵的文字有“《憲法第二修正案》就是國土安全”“別煩我：我在填補彈藥”等）。該委員會是“第二修正案基金會”（the Second Amendment Foundation）的產物，但在“自由公園”麵，還有“捍衛自由企業中心”（Center for the defense of Free Enterprise）以及各種自由意誌論和保守派事業的服務機構——他們組織直郵競選，通過電話進行銷售，還做廣告。

    “自由公園”基本上是艾倫·戈特利布（An Gottlieb）的作品。他的帝國還包括一個與100多家電台保持聯係的全國性脫口秀電台網，各種各樣的書籍出版說明，和位於薩克拉門托、紐約以及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的幾個讚成槍支持有的遊說集團。這些組織的年預算超過1 000萬美元。戈特利布也是主辦保守主義政治行動會議的美國保守派聯盟理事會成員。

    坐在亂糟糟的辦公室，戈特利布承認，自己過去不太可能是一個槍支愛好者。他的辦公室在一個非常顯眼的奇特裝置下麵——這個裝置的一部分是把掃帚，另一部分是把槍，兩者組成了一把“進攻的掃帚”。他是生於洛杉磯、長於紐約的猶太人，1965年，他為共和黨人約翰·林賽（John Lindsay）競選紐約市長效力而使身為民主黨的父母感到不快，不過他很快為沒有支持威廉·F.巴克利堂吉訶德式的保守主義挑戰而感到後悔，並積極投身巴克利的“為了自由的美國人”組織。他對槍支問題感興趣，主要是出於自由意誌論者的觀點。1974年，由於對尼克鬆引入工資控製感到憤怒，對美國步槍協會的揚揚自得感到不滿，戈特利布用屬於自己的500美元在西雅圖一間搖搖欲墜的辦公室創辦了“第二修正案基金會”，該機構擁有65萬成員，自我定位為教育和捍衛法律的組織，但它的路線比美國步槍協會更加咄咄逼人，是提出直接郵寄槍支的先驅。

    “自由公園”也顯示了右派的另外一個特點：其基層戰士願意在幾種不同的目標下立即投入戰鬥。許多槍支持有的熱情支持者對稅收問題不以為然，但他們也支持西部大牧場主的地產權（就像多數大牧場主支持槍支遊說一樣）。這就是為什與戈特利布比鄰的會是羅恩·阿諾德（Ron Arnold）和“捍衛自由企業中心”。戈特利布於20世紀70年代創辦了地產權團體，但據他自己承認，1984年阿諾德參與進來後，該組織才真的運轉起來了。阿諾德是波音公司的前管理人員，他說，在塞拉俱樂部（Sierra Club）還是一個“資源保護”組織的時候，他就是該組織積極的活動分子，但當20世紀70年代塞拉俱樂部變成一個他所定義的致力於仇視資本主義的“環保主義”運動機構時，他轉向了。從那時起，他就開始與各方勢力角力：分區法、《瀕危物種保護法》（Endangered Species Act）、《清水法案》（Clean Water Act）、美國森林局以及聯邦地產擁有者促使政府對大牧場主使用更大權力的努力。

    阿諾德的“捍衛自由企業中心”現有1.5萬名成員，是右派反製政府的另一股力量。地產權運動匯集了各種利益：大牧場主和農場（尤其是在西部）的利益，把車開進國家公園從而遠離都市喧囂者的利益，大伐木公司的利益，還有漁民和礦工的利益。這些人之所以團結在一起，是因為他們都痛恨政府在西部擁有太多的土地。他們都害怕那些身在遠處的官僚會聽從生活在城市的環保主義者的指令，踐踏他們的權利。有些地產權團體的人要求使公地私有化，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隻是要求增加進入公地的機會，給予那些因環境法規而不能開發自己地產的人更慷慨的補償，並且撤回政府的管製——尤其是對采礦和伐木的禁令。勤勞的美國鄉村人民與關心貓頭鷹勝於鄉村工人的城市環保主義者之間難解難分的生死鬥爭，使得共和黨在西部成為選票的大贏家。

    就像槍支擁有者一樣，支持地產權的人不僅有自己的憲法修正案（《憲法第五修正案》既保證保持沉默的權利，又限製政府的征用權），還有他們自己的組織網絡和活動分子。因為都是大牧場的管理者，因此這些人的利益被結合到了一起。山地州法律基金會（the Mountain States Legal Foundation）為他們提供律師。競爭企業研究所在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能夠發出很大的聲音。蒙大拿州博茲曼（Bozeman）的政治經濟研究中心（the Political Economy Research Center），即廣為人知的PERC，提供抨擊的彈藥，以證明自由市場的環保主義的正當性。而自由意誌論的右派並未完全團結在地產權的主題上。阿諾德依然在嘲弄卡托研究所，該研究所覺得把太多的關注放在了大牧場主的“補貼”水問題上。對於西部地產權運動來說，個人在公地上擁有私人地產的想法，是不可剝奪的原則。

    環保人士認為，地產權運動是大企業的工具。一些先前的案例的確是為了保護大伐木公司和礦業公司的利益，但就大部分案例而言，大多數活動分子是由於受到這樣或那樣不公正對待的刺激而采取行動的，因此這一運動確實是自下而上的。運動中最著名的活動分子是查克·庫什曼（Chuck Cushman）。1978年，美國國家公園局企圖強行購買他在約塞米蒂（Yosemite）國家森林公園的小木屋，之後他成立了美國土地權協會（American Land Rights Association），該團體現有2.6萬名會員。該運動現在的急先鋒是內華達州的牧場主韋恩·黑格（Wayne Hage），他在為爭取補償而戰，20年前聯邦政府從他手中奪走了古老的水權。（有一次黑格在放牧牛群時碰上了森林局的兩個代理商，他問他們：“為什要做這件事？”這兩個無地自容的森林局仆傭回答道：“因為我們有上級命令。”）

    小布什在第一個任期拿捏得恰到好處，使西部的地產權運動站在他那邊。他並沒有使法律發生任何大的變化，但內政部長蓋爾·諾頓（Gale Norton）、眾議院資源委員會共和黨主席理查德·龐勃（Richard Pombo）和第二任環保署署長邁克·萊維特（Mike Leavitt）他接替托德·惠特曼（Todd Whitman）擔任這一職務，都對這一運動持同情態度。小布什減少興建新國家公園，允許摩托雪橇進入黃石公園，努力開放北極圈保護地的石油鑽探，鼓勵五角大樓免受《瀕危物種保護法》的限製（使武裝力量的射程更自由），他對“克林頓的環保主義彩車”踩下了車。準確地說，這些並不是地產權者的勝利，但是綠色環保事業的失敗，對許多西部人來說，效果是一樣的。

    上帝與我同在

    對小布什和羅夫來說，與聚集在“自由公園”那些反製政府保守派打交道的一大優勢就是，盡管這些保守派說話刺耳，但他們都明白政治是一種可能性的藝術。他們中許多人是商人，而商人的天性就是做交易。例如，很難說戈特利布和阿諾德狂熱地支持小布什擔任總統。“9·11”事件後，戈特利布憂心政府的膨脹，他倒寧願看到新的政府實體的“末日”，迫使國會考慮取消它們。他也對約翰·阿什克羅夫特隨意刺探人們的生活感到不滿。與此同時，他明白小布什麵臨將共和黨黏合在一起的壓力，就像阿諾德清楚需要確保得到美國另一端的溫和派環保人士的選票一樣。在2004年的選舉中，來自“自由公園”的基層戰士與美國步槍協會一道，在小布什的營壘中快樂地並肩戰鬥。

    相反，社會保守派則是極端主義者。他們團結在他們認為神聖的兩大事業的旗幟下：“生命”（必須從墮胎者手中挽救生命）和“家庭”（必須從同性戀者手中拯救家庭）。如果你認為生命是神聖的，那就算墮胎的是強奸受害者，你依然會把墮胎看成謀殺；如果你認為同性戀是罪惡的，你就不會同意讓他們進行同性結合，卻沒有完整的婚姻。

    對於小布什來說，更糟糕的是社會問題恰恰疏遠了遊離選民——尤其是郊區婦女。在美國，表現得太過於反製政府可能並不容易，盡管紐特·金奇在某種程度上做到了這一點。但是，表現得太過於保守則很容易，就像共和黨20世紀90年代在加利福尼亞州的墮胎和同性戀問題上的表現一樣。這一切使得社會保守派成為小布什領導的白宮極難拉攏的一個團體。小布什與社會保守派之間的關係就像一樁麻煩不斷的婚姻，一會兒是怒火中燒和淚水漣漣的道歉，一會兒是連日悶悶不樂和激情迸發，一會兒又是試圖分手和互相愛得死去活來。

    怒火爆發於2003年4月，起因是白宮對著名的社會保守派克·桑托勒姆（Rick Santorum）所做評論的反應。在一次訪談中，這位參議院共和黨第三號人物把同性戀的性愛等同於重婚罪、一夫多妻製、亂倫和通奸，斷言雞奸是與健康家庭“背道而馳的”，並宣稱：“我認為同性戀沒有什問題，有問題的是同性戀行為。”桑托勒姆隻不過表達了共和黨正統派的觀點，共和黨黨綱特地將同性結合排除在婚姻的定義之外。然而，當桑托勒姆被共和黨所謂的自由派媒體狠狠挖苦時（這是意料之中的），白宮卻沒有人站出來為他撐腰。這激怒了社會保守派。菲利斯·施拉夫利將權力核心的保護描述為“軟弱無力”，保羅·韋奇稱之為“半心半意”。

    他們的部分怒火是日積月累的。社會保守派害怕共和黨權力核心在同性戀婚姻問題上出賣他們，就因為小布什需要吸引溫和派選民。桑托勒姆開口說話之前，社會保守派就已經對2003年3月共和黨主席馬克·拉西科特（Marc Racicot）與同性戀遊說集團“人權運動”（Human Rights Campaign）之間的一次秘密會見感到憤怒。而這一切在他們看來是一種令人擔憂的發展趨勢——“避孕套布什”之子拒絕支持這個社會最根本的製度。他不是不動聲色地去除了2000年費城共和黨大會上的反同性戀言辭嗎？他不是在政府中任命了幾位身份公開的同性戀者嗎？這些任命中包括一名大使和美國艾滋病政策辦公室（Office of Natinal AIDS Policy）先後兩任負責人。

    桑托勒姆事件後，著名的社會保守派與拉西科特的會見使他們的不快有根有據了，他們使拉西科特承諾與“革新後的”前同性戀團體會麵。但社會保守派事業的忠誠者還是感到緊張。加·鮑爾（Gary Bauer）大聲疾呼：“草根階層再也不能忍受繼續在這些道德問題上含混不清。”接替他擔任“家庭研究委員會”負責人的肯尼思·康納（Kenneth Connor）說：“心不齊，事不成。”擁有近200家電台的唐·懷爾德芒（Don Wildmon）牧師宣稱，如果共和黨繼續向同性戀者獻殷勤，他們就走人。

    當小布什最終要求修憲以禁止同性戀婚姻時，社會保守派鬆了一口氣，並且在2004年的選舉中以創紀錄的人數投票支持他。然而小布什的其他背叛行為並沒有使社會保守派放下心來。例如，他為什要把伊斯蘭教稱為一個和平的宗教？在小布什可能任命一位溫和派（比如艾伯特·岡薩雷斯）接任最高法院中將要退休的大法官問題上，社會保守派依然態度僵硬。老布什1990年任命戴維·蘇特（David Souter）為最高法院大法官。打那以後，蘇特在大多數問題上都采取自由主義的立場，在墮胎問題上更是如此。提到這件事情，菲利斯·施拉夫利說：“我們不能忍受又一個戴維·蘇特。”保守派中流傳著這樣一個笑話：“西班牙語中蘇特是怎樣發音的？”“岡薩雷斯。”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社會保守派坦率地承認，小布什是他們有過的最好的總統。部分因為他們發自內心地認為，他是“他們中的一員”——一個正直的人。在小布什的整個總統任期，基督教保守派對小布什的支持率出奇的高。曾經為兩位布什總統效力的福音派信徒道格·威德（Doug Wead）在2000年競選時美國公共廣播公司（Public Broadcasting Service）的係列紀錄片《前線》（Frontline）中這樣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