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百年困局與當下危機（套裝共10冊） (xinshuhaige.com)”

    第八章 非友即敵：右派與反恐戰爭

    在2000年3月的費城共和黨全國大會上總統候選人所做的提名演講中，小布什集中談了一個注定會讓聽眾高興的主題：對克林頓政府的不滿。小布什認為，他們許諾多多，但目的何在呢？

    2001年9月10日，人們可能對小布什政府也會有同樣的評說。小布什政府登場伊始肯定超過了人們的期望。在那些光彩奪目的日子，減稅法案和教育法案都得以通過。但是，人們對小布什政府的不滿卻與日俱增，在知識分子和基層戰士中間尤其如此。小布什的議程，現在似乎萎縮到了隻是下令人們要與鄰為善（“充滿同情的社區”），並逃避難以做出決定的幹細胞研究問題。作為他最重要思想之一的充滿同情心的保守主義已經失敗了。保守派開始求助於各屆共和黨政府典型的最後防線戰略——僅僅因為自己的存在、僅僅因為自己不屬於另一方，小布什正在阻擋這個自由主義國家無情的前進步伐。由於吉姆·傑福茲的背叛，共和黨已經失去了對參議院的控製。人們為2002年的中期選舉感到擔心。

    人們也在為小布什擔心。小布什超乎許多人的期待，但即使是右派，也很少有人用“偉大”來描述他。9月11日上午，他正在做一個不成氣候的總統的經典消遣之一——在佛羅達州的一間教室向四年級學生念課本。恐怖襲擊發生後不久，他顯得完全不能勝任總統的職責，說話結結巴巴很不流暢，要是換成羅納德·根和比爾·克林頓，他們的講話肯定會很果敢。過了很久，小布什才回到白宮，而他的團隊則為他編了一個蹩腳的故事：空軍一號受到直接威脅。《紐約時報》的弗蘭克·布魯尼（Frank Bruni）撰寫的有關小布什的那本書，總的來說用的是一種同情的語調，他在書中表達了對小布什的疑慮：

    在許多方麵，我所知道的小布什似乎不是一塊應對危機的材料。我所知道的小布什有點像個街頭混混，又有點像個失敗者。他是個不合時宜的兄弟會夥伴和隨心所欲的惡作劇者；他是個在工作日狂玩體育休閑而周末卻成了貉獺的人；他是個成年人，但內心卻是個孩子，這種孩子氣不時從他的內心深處向外流溢。 注釋標題 Frank Bruni, Ambling into History: The Unlikely Odyssey of George W. Bush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2002), p.4.

    然而數日之內，總統本人的形象和他的總統職務就得以改觀。這頭周末貉獺獲得了真正的毅力和決心。他不僅繼承了古巴導彈危機以來美國所麵臨的無比嚴峻的巨大挑戰，而且等到了他成為總統後渴望許久的目的。

    “9·11”事件對總統的國內政策當然產生了影響：它改變了有關移民、稅收和許許多多問題爭論的本質。不過最大的變化出現在外交政策領域。在2000年於北卡羅來納州的溫斯頓塞勒姆（Winston-Salem）進行的第二場總統競選辯論中，小布什曾經警告道：“如果我們的國家傲慢無禮，他們就會仇視我們；如果我們的國家謙卑而強大，他們就會歡迎我們。”4年後，他說起話來已經像是一位“帝國的總統”了——政權更迭、放棄盟友、宣布先發製人的激進新理論。有些尖銳的做法是不可避免的：巨人之國流血了，它需要複仇。比爾·克林頓對朋友說，如果他是總統，他會把塔利班從阿富汗清除掉。但小布什走得比這遠得多。小布什對“9·11”事件的反應確實並不適度，那是一種極端野心勃勃的激進反應，尤其是一種新保守主義的特別反應。

    一年三變

    現在人們普遍認為，美國擁有一種新保守主義的外交政策。其實在“9·11”事件之前，新保守派還是小布什團隊中職位較低的成員。2001年，小布什政府隻有大約20位新保守派成員，其中級別最高的是國防部副部長保羅·沃爾福威茨。小布什政府中其他著名的新保守派成員包括：國防部第三號人物道格拉斯·費思（Dougs Feith）、迪克·切尼的辦公室主任和沃爾福威茨的門生劉易斯·“水上帆船”·利比（Lewis“Scooter”Libby）和副國務卿約翰·博爾頓（John Bolton），他雖然對軍備控製完全持懷疑態度，卻被安排在國務院負責軍備控製事務。吉姆·伍爾西（Jim Woolsey）、理查德·珀爾、肯·阿德爾曼（Ken Adelman）也都在拉姆斯菲爾德的國防部政策委員會謀得職務，但該委員會還有其他方麵的好幾十位成員。新保守派成員既不像迪克·切尼和拉姆斯菲爾德具有首席執行官與官僚的雙重身份，也不像卡倫·休斯和卡爾·羅夫是得克薩斯州集團的成員。他們通常是一起聚會的猶太人，這種聚會傳統上對非猶太人是一道壁壘。這一類由知識分子和專業人士構成的新保守派是從名校畢業的研究生，在智庫、學術界和知識性雜誌中曆練過，並且長時間彼此意見不一。他們並不是小布什天然的同誌，因為這位總統通過心靈而非智慧來判斷人。

    引人注目的是，在2000年的共和黨初選中，包括《旗幟周刊》的比爾·克斯托爾在內的許多著名的新保守派，支持的是麥凱恩而非小布什。在他們看來，雖然麥凱恩並不盡善盡美，例如不想在貿易上製裁中國，但是他宣揚的卻是一種標榜著偉大國家的保守主義，他把“流氓國家”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問題看得非常嚴重。老布什在薩達姆·侯賽因被摧毀之前就使第一次海灣戰爭流產了，克斯托爾及其盟友擔心，小布什會像他父親那樣，迫使以色列參與到奧斯陸的和平進程中，使用眾多像科林·鮑威爾、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Brent Scowcroft）、詹姆斯·貝克這樣的共和黨現實主義官員。據稱貝克曾說過一句著名的話：“去他的猶太人，反正他們也不會投我們的票。”

    在選舉期間，小布什與共和黨的現實主義集團站在一起，稱讚“謙卑而強大的”外交政策，並且批評新保守主義哲學的一個核心原則——幹預巴爾幹這樣的麻煩地區。由於小布什的外交事務知識貧乏，因而使人抱有期待——考慮到他的家世，他國外旅行過的次數可說是出奇的少；他竟然把希臘人當作是古希臘人，並且沒能通過一次被公認為很巧妙的臨時測試。小布什叫不出巴基斯坦統治者的名字，為了挽回顏麵，他問采訪記者知不知道墨西哥外交部長的名字。記者回答道：“先生，我不知道。但是我可不是在競選美國總統。”

    沃爾福威茨是小布什外交團隊早期的“祝融星”（Vulcan）之一，是小布什外交團隊的候選人，但小布什最重要的外交事務導師則是康多莉紮·賴斯——她與小布什在體育、鍛煉和宗教上有共同的興趣。賴斯主要關注的是大國，尤其是她最熟悉的俄羅斯。她對國家重建不以為然，蔑視“用第82空降師護送孩子上幼兒園”的想法。就連大概最有權勢的新保守派支持者迪克·切尼，在各種重大問題上也與新保守派想法不同。作為老布什總統手下的國防部長，他在1991年支持讓薩達姆繼續待在位置上的決定，而這一決定被新保守派認為是一個不可原諒的錯誤。他公開發表對以色列及其定居點政策的不滿，也不像克斯托爾等人希望美國幹預巴爾幹地區。

    新保守派在五角大樓和國務院的影響力甚至還不及在白宮那樣大。軍隊人員把新保守派看作是最差勁的幹預軍隊事務的平民：他們是一群纖弱的知識分子，自己從來沒有上過戰場（大多數人逃避越南戰爭時比小布什跑得都快），可是卻要把美國軍隊派到世界各地去作戰。在國務院，職業外交官厭惡新保守派非黑即白的世界觀，他們喜歡使用攻擊性的言辭。國務院的新老板是科林·鮑威爾——共和黨非常靠左的成員——他支持平權法案、國際機構和軍隊的謹慎行事，這些都是新保守派討厭的東西。

    克林頓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前成員，現供職於布魯金斯學會的伊沃·達爾德（Ivo Daalder），將小布什周圍爭相對他施加影響的人分為三類：新保守派這樣的“民主帝國主義者”，鮑威爾這樣的“鴿派實用主義者”，以及切尼、拉姆斯菲爾德和賴斯這樣的“果敢的民族主義者”。民族主義者與新保守派在美國應該更加積極地照顧好自己的利益這一點上觀點一致，但他們對國家重建和傳播民主之類的問題不感興趣。“9·11”事件發生前，新保守派還是這三股勢力中最弱的一股。果敢的民族主義者確保小布什的外交政策具有強硬的保守主義鋒芒，這非常不招歐洲人的喜歡。《反彈道導彈條約》（the Anti-Ballistic Missile Treaty）和《京都議定書》被輕率地廢棄了。美國到處展示它的力量（這使人又想起“別惹得克薩斯州”這句話），但通常強調的是不接觸，而非政權更迭。由於科林·鮑威爾贏得了許多外交鬥爭的勝利——包括在伊拉克問題上，美國同意加入聯合國安理會新一輪“聰明”的製裁——美國的那種得克薩斯式的語氣，聽起來才不那刺耳。

    這種平衡似乎適合小布什。如果有機會能輕而易舉地解決薩達姆·侯賽因，他當然會抓住（保羅·奧尼爾稱，小布什就職才10天就討論過這一想法），並且他從一開始就對多邊組織和法國人不抱信任。小布什像保守主義美國的大多數人一樣，認為中東是動亂之源，並且視國家重建為愚蠢的做法。至於恐怖主義，大西洋兩岸的間諜都堅持認為，克林頓政府的立場並沒有真正改變——本·拉登是個危險，但並不迫在眉睫。小布什的重點是國內政策。他絕對不希望重犯父親犯過的錯誤——過多地糾纏於國外事務。在2001年初的一次電視訪談中，迪克·切尼被問及新保守派時回答道：“哦，他們得去賣雜誌，而我們得進行統治。”

    “9·11”事件發生後，許多外交政策觀察家預計，小布什將堅持過分自信的民族主義。美國將對作惡者發泄滿腔的怒火，但反恐戰爭的規模可能有限。鮑威爾冷靜地壓下了沃爾福威茨的聲音，在“9·11”事件發生3天後的一次新聞發布會上，沃爾福威茨宣稱，美國要“終結那些發起恐怖主義的國家”。鮑威爾告訴記者，沃爾福威茨可以發表個人的觀點，但美國的目標是終止恐怖主義，除此別無其他目標。事實上，接下來的兩年證明沃爾福威茨是對的。

    新保守派陰謀集團

    到2003年4月，新保守派的議程已經是小布什議程中的核心內容了。兩年前還隻是美國企業研究所的一堆空話，現在卻已經變成了喀布爾和巴格達街頭的現實。薩達姆和塔利班都遭廢黜了，敘利亞和伊朗被列在了觀察名單中，亞西爾·阿拉法特被晾在了一邊。新保守派歡呼“膽識、成功和革命的實質”。可以同杜魯門主義相媲美的“布什主義”已經開始了。2002年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明顯地規定了先發製人政策，並且號召“在所有的大陸鼓勵自由開放的社會”。在伊拉克問題的爭論中，小布什最終決定不理睬新保守派厭惡的兩個對象——聯合國和老歐洲。如果不是小布什熱衷於建立一個巴勒斯坦國，那第17街1150號真的是要快樂無邊了。

    這場革命究竟是怎樣發生的呢？第一種最不能令人信服的解釋來自左派（尤其是歐洲的左派）——一位軟弱總統的外交政策被無情的陰謀集團綁架了。第二種解釋是新保守派自己的，即認為自己的崛起合乎邏輯——他們預見到了一個恐怖主義世界的出現，並且知道怎樣對付它。但就我們而言，我們認為第三個因素最為重要：“9·11”事件以後，無論好壞，新保守派的信念都深深地觸動了右派美國其他人的心弦。新保守派的外交政策隨即成為保守主義的外交政策。

    我們還是先來談談第一種解釋理論，即某種程度上新保守派在白宮發動了一場政變。這種觀點認為，一個組織出眾、冷酷無情的小集團，多年來一直夢想在中東進行政權更迭。他們抓住“9·11”事件的機會，將美國的外交政策推向新的激進方向。2003年3月18日，英國前內閣成員喬普林爵士（Lord Jopling）對下議院說：“新保守派控製了五角大樓，並且似乎也順利地捆住了總統的手腳。”雪莉·威廉斯（Baroness Shirley Williams）男爵夫人她那時嫁給了著名的哈佛大學政治學家、現在已故的理查德·諾伊施塔特（Richard Neustadt）也告訴上議院，小布什政府的政策，“在某種程度上是受到了我隻能描述為基督教極端主義和猶太極端主義力量的驅動，這種驅動力幾乎像伊斯蘭激進組織一樣強大”。一位法國議員引用法國外交部長多米尼克·德維爾潘（Dominique de Villepin）的話說：“美國政府的鷹派受到沙龍的操控。”英國家約翰·勒·卡雷（John Le Carre）提到，一個新保守派的小集團在華盛頓奪權了，並且“將人權標準降低到了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程度”。他還自比為寫日記的猶太小女孩維克托·克萊珀勒（Victor Klemperer）——她在德累斯頓閣樓中躲避納粹的搜捕，等待好的德國人回來。他說：“我在等待真正的美國人回來。”

    在美國，帕特·布坎南創辦了一份名為《美國保守派》（American Conservative）的雜誌，並公開自己的觀點：新保守派既綁架了保守主義運動，又綁架了美國的外交政策。他堅持認為他們的目標完全與美國保守主義最好的傳統相反——要把一個共和國變成一個帝國，使美國的利益屈從於以色列的利益。邁克爾·林德在1991年至1993年期間，是《國家利益》的執行編輯，他把自己描述為改革的新保守派，他以更細致的筆觸寫道：“新保守派利用了小布什的無知和缺乏經驗……（小布什）似乎真的相信薩達姆·侯賽因‘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威脅迫在眉睫——盡管新保守派公開這樣說，但他們卻不會聰明到相信自己所說的這些話。”

    這種說法有其真實性嗎？新保守派政變理論和所有最高明的陰謀理論一樣，也包含了一些真實的成分，但把這些成分攪在一起，得到的卻是一幅使人誤解的圖畫。該理論的第一點真實成分是，新保守派是一個特點鮮明的小集團，他們有著類似的信仰和生活方式。沃爾福威茨是著名的學者，費思、利比和博爾頓都是律師。他們在相同的智庫（其中最喜歡的是美國企業研究所）工作，為同樣的雜誌（尤其是《旗幟周刊》）撰文。通常，他們不僅強力支持以色列，還強力支持色列強硬派本傑明·內塔尼亞胡（Benjamin Netanyahu）和阿爾·沙龍的利庫德黨。1996年，珀爾與費思和戴維·烏姆瑟爾（David Wurmser）一道，幫助利庫德集團的一個智庫撰寫了一份名為《背水一戰》（A Clean Break）的報告，建議以色列為了自己的安全采取先發製人的辦法，例如“讓薩達姆·侯賽因下台”“遏製敘利亞”以及讓阿拉法特靠邊站。

    然後是他們所有的社會聯係。研究新保守派，就像研究英國的布魯姆斯伯學派（Bloomsbury），或者任何其他上流社會的文人派別一樣。他們每個人似乎都是在一起上的學，比鄰而居，屬於相同的俱樂部，一起撰寫論文或者互相之間有某種關係。的確，據我們最可靠的了解，新保守派較少像弗吉尼亞·伍爾夫（Virginia Woolf）和她的密友那樣，不分男女睡在一起，卻可以男女在一起玩室內遊戲，以保持社會聯係。如果同沃爾福威茨交往，你就會發現，沃爾福威茨、珀爾、伍爾西都成了你的朋友，他們都居住在馬蘭州的切維蔡斯市（Chevy Chase），而且都是核理論家艾伯特·沃爾斯泰特（Albert Wohlstetter）的門徒據說沃爾斯泰特是電影《奇愛博士》（Dr.Strangelove）中的主人公原型。如果同負責小布什中東事務的核心人物埃利奧特·艾布拉姆斯交往，你就會發現，他是諾曼·波德霍雷茨的女婿，並且和珀爾、安全政策中心的弗蘭克·加夫尼一道，為強硬派民主黨參議員亨利·“鐵鏟”·傑克遜（Henry“Scoop”Jackson）效力。你也可以通過副總統夫人林恩·切尼（Lynne Cheney）在美國企業研究所的工作，以及切尼夫婦與阿德爾曼夫婦在一起慶祝結婚周年日這個事實，把切尼夫婦同那群人聯係到一起來。很簡單，有足夠多的東西，供那些認為存在陰謀的理論家遐想多年。

    目前的這一代新保守派，是20世紀60年代幻想破滅的民主黨人知識上的後裔（其中許多還是血緣上的），那批民主黨人發起了新保守主義運動，但這兩者之間也有很大的差別。幾乎沒有哪一個年輕一代的新保守派在民主黨中有根基（盡管珀爾喜歡對人們說，他是一個登記注冊的民主黨人），而上一代新保守派則不然。年輕一代新保守派中的大部分人都是在常春藤盟校受過良好教育、具有良好教養的畢業生。第一代新保守派把自己看作是半個保守派，而年輕一代的新保守派把自己看作是超級保守派，並且堅持認為他們的黨不應為權宜之計所驅動，而應把原則當作前進的動力。

    這就把我們引入另一個真相：新保守派確實是一個帶著使命感的陰謀集團。在國內，他們要改革福利並取消平權法案。在國外，他們的目標可以歸為兩個：第一，以一種更加單邊主義的方式，果斷地使用美國的權力，消除多邊式的實用主義糾纏（在他們看來，這種糾纏軟弱無力）；第二，重畫世界地圖，推廣自由和民主——尤其是在中東。年輕的沃爾福威茨在卡特政府任職時撰寫過一份關於要警惕伊拉克的報告。1992年，作為負責政策的國防部副部長，他撰寫了另一份關於先發製人和增加美國軍事優勢的報告。這份報告被認為太過激進，以至於他的老板迪克·切尼下令他重寫。在2001年9月15日恐怖襲擊後的第一次戰略會議上，沃爾福威茨又回來了，他堅持認為伊拉克應該作為目標同阿富汗一起考慮，並說薩達姆·侯賽因有10%到50%的可能性參與了恐怖襲擊（兩天後，小布什同意讓五角大樓的計劃人員關注伊拉克，但是說“政府的重中之重”將在阿富汗）。

    如何看待對新保守派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指責呢？人們再次發現，批評家這樣的批評是有道理的。新保守派非常成功地搶過了保守派的風頭。在美國企業研究所、赫德森研究所和曼哈頓研究所，他們都掌握了話語權。他們負責數個最重要的保守派基金會，其中包括林德與哈·布拉德利基金會和約翰·M.奧林基金會。他們得到兩位媒體大王康拉德·布萊克（Conrad Bck）和魯珀特·默多克的財政支持。《旗幟周刊》和《紐約郵報》（New York Post）諾曼·波德霍雷茨之子約翰·波德霍雷茨（John Podhoretz），是該報著名的專欄作家都是默多克新聞集團旗下的媒體。在康拉德·布萊克的媒體帝國崩潰之前，他為《國家利益》雜誌和《紐約太陽報》（New York Sun）兩家媒體出資。著名的新保守派定期在《華爾街日報》的社論專版上發表特稿，如馬克斯·布特（他在成為外交關係委員會的奧林研究員之前，曾是該版的副編輯）。

    新保守派也是華盛頓權力政治極為成功的實踐者。許多人進入權力的圈子已經有幾十年了。自尼克鬆時代以來，除了克林頓，沃爾福威茨為每一位美國總統都效力過，如果連自己身在何處都不知道，他很難想得出一個國家在世界上的處境。比爾·克斯托爾在老布什政府中擔任一個相當滑稽可笑的職務——丹·奎爾的辦公室主任——從而得到了表達右派對老布什中間道路政策不滿的平台。不過，就官僚的技巧而言，沒有人能比得過理查德·珀爾。

    珀爾聰明、彬彬有禮、很逗人樂（如果你同他是一邊的），善於引導記者和其他的政治家。20世紀70年代為“鐵鏟”·傑克遜效力的時候，《華盛頓郵報》為他寫了一篇3 700字的人物素描，對於一個參謀人員來說，這是特別高的褒獎。在根時期，當1986年吉普與戈爾巴喬夫（Gorbachev）在雷克雅未克討論軍備控製的時候，“黑暗王子”珀爾是國防部參加會談的唯一代表。不久之後，蘭登書屋（Random House）付給他30萬美元，撰寫政治《強硬路線》（Hard Line），他在該書的一段中解釋了為什幕後運作在華盛頓能夠積累多大的權力：“知識就是權力。你知道得越多，你就越能夠利用你所知道的東西來擴張你的帝國，或者推動你的政治議程，或者兩者兼顧。”小布什當政時，珀爾就占據了這樣一個介於政府與私人生活之間的幕後地帶。作為國防政策委員會的主席（他擔任這一職務一直到2003年，後在利益衝突的爭吵中被迫辭職，但依然是該委員會的成員），他屬於政府卻身處政府之外。這使他得到了所需的自由，來清除拉姆斯菲爾德和沃爾福威茨等負責的政客會去追蹤的蛛絲馬跡。他受到過為數不多的幾次嚴格管束，有一次是在伊拉克戰爭爆發前9個月，他接受了一次有關後衝突時期伊拉克的組織結構的訪談，那時候他是在法國自己家中的花園接受采訪的，當時白宮悶熱得不行。

    沒有誰比珀爾更能夠使歐洲的外交官感到焦躁不安。他的專長就是向自由派介紹美國外交政策中最令人擔心的方麵，好像這些都是得到普遍承認的事實。2002年小布什發表國情文的前夜，他在一個有許多歐洲人在場的記者吹風會上說，小布什已經放棄了克林頓有關“全球主義”的失敗思想，轉而讚成令人欽佩的“大西部民訪團原則”。珀爾對《世界報》和德國電視台滿懷恐懼的聽眾解釋道，美國的工作就是要召集盟友、經受考驗並逮住那些壞蛋。伊拉克戰爭以後，他是首先承認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隻不過是宣戰理由（真實目的是政權更迭）的人之一，他還喜歡對他的歐洲朋友說，美國的外交政策可以歸納為一句話：“下一個輪到誰？”

    一位獨立的總統

    由此觀之，新保守派不僅聰明、足智多謀，而且目標明確。但這些都不能證明綁架的指控成立。新保守派最終是聽命於總統的。他們可以提出聰明的建議，但並不能做最後的決策。許多小布什的批評者，尤其在歐洲，堅信他是一個昏庸的小醜，以至於他們總是關注他的智力——要來自卡爾·羅夫的頭腦，要來自副總統辦公室，要來自新保守派陰謀集團。但真相卻相當平淡無奇。

    小布什在整個職業生涯中，一直在利用他人和各種思想來解決具體問題。他在2000年的總統競選中說：“我可能無法準確告訴你東帝汶的局勢，但是我可以請教康迪·賴斯、保羅·沃爾福威茨或者迪克·切尼。我會請教那些有經驗的人。”小布什得心應手地使一個戰略被分頭執行——他似乎很樂意讓國防部來實施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然而他確信，大的決策隻能由他一個人來做，就連迪克·切尼，也在2002年8月嘲笑美國在聯合國尋求另一份決議案的想法時，發現自己為此付出了代價。進而言之，小布什總是不願意使自己卷入某一特定的小集團或受製於某種特定的想法。他個人在充滿同情心的保守主義上投入很多，這既是接近他心靈的主題，也是他在2000年競選時的核心主題。但是，當約翰·迪伊烏奧那個“基於宗教信仰”的計劃顯得不再切合實際時，一位白宮內部人士所稱的“充滿同情心那事兒”被悄悄擱置了。

    一種頗具爭議的觀點認為，小布什與新保守派之間的關係最好用商業術語來思考。如果一位首席執行官認為某一夥雇員成功解決了某一具體的危機，這並不意味著他就要讓他們進董事會。在小布什政府的“董事會”，成熟的民主——帝國主義模式並不包括任何新保守派，隻有沃爾福威茨是個例外，但他隻不過是五角大樓的二號人物。

    關注一下小布什政府的許多據稱由新保守派在幕後操縱的政策，人們會發現，這些政策還有其他動機。例如，2002年小布什要求清除掉亞西爾·阿拉法特，許多歐洲人懷疑，是新保守派在幕後操縱以幫助利庫德黨，畢竟，阿拉法特是人民承認並選舉出來的領導人。事實上，小布什這一政策的理由，似乎既是出於實際情況和個人因素的考慮，也是出於意識形態的考慮。阿拉法特在從伊朗裝運炸藥一事上撒了謊，把信任看得非常嚴肅的小布什總統對此感到十分憤怒。他在白宮記者招待晚宴上對共進晚餐的人說：“你不能同那個家夥製定和平協定。他欺騙了克林頓總統。”一旦巴勒斯坦人把阿拉法特晾在一邊，而將馬哈茂德·阿巴斯（Mahmoud Abbas）推為總理，小布什就重新回到了和平進程上，並且迫使以色列人參加2003年7月在沙姆沙伊赫（Sharm el Sheikh）舉行的和平首腦會議。盡管那一努力失敗了，但他堅持認為巴勒斯坦人應該擁有一個能夠生息的國家，2004年阿拉法特去世後，他加倍努力。大多數新保守派的夢想是將巴勒斯坦人趕到約旦，並且把路線圖看作是可恨的奧斯陸和平進程“令人遺憾的複活”，而小布什的中東政策仍然與新保守派的劇本有一定的距離。他們受到國務院的平衡，而國務院對以色列的立場又因為托尼·布萊爾的影響而得到加強。

    當然，這種平衡依然使小布什的中東政策嚴重地偏向以色列——事實上是偏向阿爾·沙龍這樣的強硬路線派。但新保守派同樣不應為此承擔責任。對以色列給予強力支持的不僅僅是新保守派。美國——尤其是保守主義的美國——也堅定地支持以色列，“9·11”事件後，支持還進一步加強了。2002年4月，蓋洛普民意調查顯示，共和黨對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支持分別是68%和8%，包括大部分猶太選民在內的民主黨對二者的支持，則分別是45%和21%。小布什的新保守派演講撰稿人戴維·弗魯姆引用小布什對卡爾·羅夫的提問：“您認為我們的人民是怎樣看待以巴衝突的？”羅夫回答：“他們認為那是你們反恐戰爭的一部分。”

    這進一步印證了我們的觀點。“9·11”事件發生後，小布什的政策不再隻是新保守派的政策了。它們已經成為保守派的政策——那是在整個右派美國都引起共鳴的政策。誰反對伊拉克戰爭呢？當然不是科林·鮑威爾，他走在政府政策的最前列。被認為是超道德的權力政治大師的亨利·基辛格也堅定地支持白宮的政策。美國新保守派的外交政策根本不是一個轉變的問題，更不用說被綁架了。此外，保守派聯盟中那部分舉止古怪的人的觀點突然間也與整個運動相吻合了。新保守派完全不像隻是在夜幕下活動的陰謀分子，而是公開地說出了許許多多保守派私下的所思所想。“9·11”事件發生後，新保守派的解決方案似乎就是美國的解決方案——至少對保守派來說是如此。

    新保守主義中的右派

    新保守派的世界觀有三個組成部分。首先是悲觀的診斷，然後是兩個激進的解決辦法：其一，冷酷而現實地支持美國的單邊主義；其二，對傳播美國價值觀的道德必要性，尤其是在中東地區傳播，抱持令人吃驚的樂觀態度。右派美國的其他組成部分立刻認同了這一悲觀的診斷以及單邊主義的做法，並在即將到來的針對伊拉克的狂熱中，大力支持更不切實際的改造伊拉克的信念，但為時並不太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