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百年困局與當下危機（套裝共10冊） (xinshuhaige.com)”

    第十章 錯誤因何而起：太南方、太貪婪、太矛盾

    2002年12月5日，參議院為斯特羅姆·瑟蒙德舉行他100歲（也是最後一次）的生日宴會。無論從什標準來看，這都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瑟蒙德是美國參議院中任職時間最久的議員，也是參議院的首位百歲老人。他生於電視和蘇聯共產主義興起之前，至今依然掌權，影響著世界上碩果僅存的超級大國。自然，這一事件與對瑟蒙德非凡的生命力（還有他的極度好色）的評論聯係在一起。老斯特羅姆在66歲時娶了22歲的前南卡羅來納小姐做第二任妻子。這對幸福的夫妻後來有了4個孩子。他90多歲了還與人調情，盡管頭上的植發陰森可怕。有位參議員同僚曾這樣評論道：“他死的時候，人們將不得不用球棒把他的生殖器敲平，這樣才能把棺材蓋蓋上。”

    不久，這隻老山羊的生日就因為別的原因而為人所知。新的共和黨多數黨領袖特倫特·洛特剛剛贏得2002年的選舉，他是稱讚瑟蒙德漫長職業生涯的發言者之一。鑒於所稱讚對象非凡的生涯，洛特並不缺乏讚譽的素材，但他決定稱讚1948年瑟蒙德以種族隔離主義者的總統候選人的身份參選總統一事。這位來自密西西比州的參議員宣告：“我要就這一點說說我所在州的情況，斯特羅姆·瑟蒙德競選總統的時候，我們投票支持他。我們對此感到自豪。如果美國的其他地方也跟著我們這樣做了，這些年我們也就不會有這多問題了。”

    洛特後來宣稱他隻是特別重視州權而已，他的意圖在任何理性的聽眾麵前昭然若揭——如果保留了《吉姆·克羅法》，美國的情況會更好。有那一陣子，洛特似乎可以蒙混過關。主流新聞界為洛特打掩護，但黑人活動家和保守派博客組成的一個奇怪的聯盟迫使這條新聞上了頭版。白宮與他一刀兩斷了，可憐的洛特隻剩下到黑人娛樂電視台的份兒，在那兒宣布他一直支持平權法案——那是他秘密堅守的信念。他最終辭去了多數黨領袖的職務，眼睜睜地看著一個更上鏡的南方人比爾·弗斯特接過了參議院共和黨新領袖的職務。

    對於許多共和黨人來說，洛特使他們想起了本黨可怕的種族主義的過去。洛特在職業生涯中長期與舊南方（Old South）的那些惡魔調情。洛特在密西西比州牛津鎮密西西比大學讀書的時候就領導了一場他所在兄弟會的整合運動。而到他任職參議院的時候，他向保守主義公民委員會（the Council of Conservative Citizens）發表演講，這一組織建立的目的是繼承20世紀60年代的種族隔離主義組織白人公民委員會（White Citizens’Councils）。1992年，洛特在密西西比州格林伍德（Greenwood）的一次集會中說道：“在這間屋子集會的人們支持右派原則，支持右派哲學。”

    洛特使人想起，外表光鮮的生活下麵（他的頭發碰巧像瑟蒙德一樣別致），共和黨曾經有過的那個令人作嘔的小秘訣。但是如果近距離關注斯特羅姆的生日宴會，那保守派美國的前景並不那糟糕。如果洛特的講話標誌著少數共和黨人的變化是多微小，那，他的迅速離去則顯示，共和黨總體上的變化有多巨大。無論有過什樣的過失，小布什與其前任（包括他的父親老布什）相比，都很不願意打種族牌。事實上，無論是在費城和紐約的共和黨大會上，還是在他的多種族組成的內閣，他都努力使他的政黨披上多元文化的外衣。

    洛特事件是共和黨的一個縮影。它既顯示共和黨問題的嚴重性，又顯示出共和黨解決這些問題的能力。共和黨麵臨的真正挑戰，並不是人口統計學上對這一群體或那一群體固定忠誠度的推斷，而是該黨自身的特性和政治——它應對極端主義和缺乏寬容的能力，它的自相矛盾之處，在各種既得利益者問題上表現出的弱點，以及它那使事情徹底緊張起來、反應遲鈍的能力。在2004年的選舉中，上麵提到的這些東西並沒有產生很大作用，但就長期而言，它們將對共和黨未來的不同發展產生很大影響。可能會出什樣的差錯呢？我們將關注這樣兩個問題：共和黨在政府開支上的大手大腳；以洛特為典型代表，表麵上缺乏寬容所帶來的長期危險。不過首先我們來談談任何共和黨領袖都要麵臨的挑戰——“控製住烏合之眾”。這種挑戰既要使利益分散、吵吵鬧鬧的共和黨結合在一起，又要防止黨的領導人被吞沒。

    控製住烏合之眾

    想象一下你是小布什。凝視著這個政治帝國的時候，你會對共和黨聯盟的荒誕感到好奇不已。究竟你是怎樣說服科林·鮑威爾與湯姆·迪萊並肩戰鬥的？與極端主義共眠的新保守派究竟在幹什？奧林匹亞·斯諾和安·庫爾特之間有什共同之處？阿諾德·施瓦辛格與帕特·羅伯遜願意在一間出租屋共處嗎？

    在美國這樣一個大國，任何全國性政黨都不可避免地會出現矛盾。門肯（H. L.Mencken）曾評論道，民主黨是由“處於不穩定共生狀態中的天生敵者”組成的。而共和黨的許多矛盾，隻是反映了該黨形成這樣一個大範圍聯盟的成功。這不由得使人想起老沃爾特·惠特曼（Walt Whitman）自相矛盾的詩句，而這卻證明了他那具有包容心的寬闊胸懷。大多數民主黨人樂意看到共和黨的“問題”——共和黨內有太多的南方白人。同樣，這些矛盾在政策上也是一大問題。幾乎在任何主題上都有激烈的辯論。例如，共和黨律師中一派認為，擊敗自由派法官（尤其是在墮胎問題上）的最佳方法是主張立法機構的優先地位。另一派則積極支持法官反對立法機構。當然，條件是法官要嚴格執行有關持槍權和財產權的憲法內容。

    我們將集中分析共和黨三大重疊交叉的矛盾現象，而不是一一羅列每個分歧。它們分別是：自由意誌論者與傳統主義者之間的意識形態分歧；宗教保守派與工商界之間的社會分歧；自由市場原則與心髒地區之間邏輯上的緊張關係。

    本書導論解釋過，現代美國保守主義這頭巨獸與傳統的保守主義大相徑庭。它包含個人主義、民粹主義和樂觀主義，這會使伯克和丘吉爾狼狽不堪。這些徹底的“自由主義”強化措施，雖然使得現代美國保守主義更具有吸引力和生動性，但也使問題凸顯出來，尤其是自由意誌論主義與傳統主義之間的緊張關係。自由意誌論的思想核心是個人選擇，而傳統主義彰顯的是普遍接受的常識；自由意誌論者批評主流的自由主義者對個人限製太多——主要是通過政府來限製個人，而傳統主義者則批評主流的自由主義者給予個人太多的選擇權。自從20世紀50年代拉塞爾·柯克和哈耶克之間的論戰以來，這兩派就一直在相互攻訐。

    雙方論戰最常見的緣由無疑是墮胎。傳統主義者憎惡墮胎，視其為病態社會的標誌，這種社會甚至將個人選擇淩駕於尚未降生的孩子的生命之上。自由意誌論者支持墮胎，視其為他們支持的個人普遍權利的一部分。1994年，在解釋為什傑·福爾韋爾這樣的社會保守派真該“在屁股上挨一腳”的時候，巴·戈德華特堅持認為，墮胎的決定“應該取決於與此相關的婦女，而不是教皇、某些空想的社會改良家或者宗教右派。這根本不是一個保守派議題”。戈德華特的妻子佩吉曾幫助創辦亞利桑那州計劃生育組織（Pnned Parenthood in Arizona），而他們的女兒則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有過一次非法墮胎。戈德華特指責帕特·羅伯遜要把老大黨變成一個宗教組織，他甚至支持一位民主黨候選人與一位基督教保守派競爭國會議員的位置。許多施瓦辛格式的共和黨人對此也有同感。由於基因技術的不斷進步，未來有關墮胎的爭論可能會更加尖銳。基因複製技術的任何進展都會使商業保守派和社會保守派之間產生裂痕，前者將此看作是又一個賺錢機會，而後者則憂心人類對上帝意誌的忤逆。

    如果深入共和黨的選區層麵，你就常常會發現，自由意誌論者與傳統主義者之間的戰鬥既是階級之戰，又是價值之戰。具體而言，這是商業保守派與社會保守派之間的戰鬥。這兩派經常相互重疊——許多社會保守派是小企業主，反之亦然。但是兩者強調的重點常常不同。商業保守派看重的是賺錢，社會保守派憂心的則是美國將變成一個什樣的社會；商業保守派是本能的交易商，社會保守派則是天生的絕對主義者；商業保守派從屬於鄉村俱樂部，社會保守派則穿著花格子布褲子逐字逐句地朗讀《聖經》。這種緊張關係在東北部和中西部最為明顯。在伊利諾伊州的聖查爾斯市，每周日，商界精英當然會去教堂，但他們也抱怨極端主義者是“同類相食的野蠻人”。甚至在多數商人為社會保守派的南方，這些商人也經常避開意識形態的矛盾——尤其是因為這些矛盾對商業不利。南方的商業保守派努力在是否懸掛邦聯旗幟的喧嚷聲中，以及亞拉巴馬州首席法官在州法院的主樓公開展示《摩西十誡》的混亂中，尋求妥協。

    人們較少注意共和黨的邏輯矛盾——它一方麵想成為自由市場的政黨，另一方麵卻又想成為心髒地區的政黨。正如資本主義有其文化上的矛盾一樣，保守主義也有自己文化上的矛盾。尤其是共和黨自認為是代表工商業和經濟增長的政黨，但得到的支持更多地來自增長緩慢的心髒地區，而非增長快速的沿海地區。更糟糕的是，共和黨越是成功地實施其經濟信條，就越是迅速地吞噬掉自己在人口統計學上的基礎。

    每年夏天，小布什在克勞福德農場度假的時候就體現了這一矛盾。腳蹬牛仔靴在華氏110度的高溫中烘烤，用白宮甜得發膩的話來說，總統是“心髒地區之家”的勳爵大人。美國人不僅僅把心髒地區看作是地理概念（中部和鄉村地區），它更是一種道德狀況，體現了真正的美國傳統：自力更生、家庭價值、社區精神，人們在這務實地工作——同大自然作鬥爭，而不是在屏幕上擺弄象征符號。民主黨人或許能夠依靠虛擬式的美國，但心髒地區的美國總會傾向於投票支持共和黨。

    然而，恰恰是虛擬式的美國在自由市場中做得更出色。美國最貧窮的地區不在內陸城市，而是在鄉村地區的密西西比州、阿肯色州、西弗吉尼亞州和肯塔基州。2001年，政府給予農民的直接補貼達250億美元，還有更多的補貼通過水、電和基礎設施等非直接形式發放。這些錢根本不是在支持堅定的個人主義，而是創造出一種國家資助的封建主義。在那，為數不多的農場主支配著大量教育程度低、薪資待遇差的移民工人。《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計算的結果是，“藍色”州（民主黨獲勝的沿海各州）每年給共和黨的“紅色”州的補貼高達900億美元。“紅色”州通過老式的政治影響力，尤其是參議院的影響力，確保自己得到這種慷慨的援助，每個州選出兩名參議員，這些地方16%的人口選出了一半的參議員。2000年，在小布什獲勝的這些大肆吹噓道德品行的心髒地區，謀殺率、私生子比例和未成年女孩的生育率都略高於那些被認為是墮落的、投票支持戈爾的州。

    小布什的赤字

    小布什願意在心髒地區之類的問題上撒錢，這是共和黨的一枚定時炸彈。經濟管理和國防應該是共和黨最有優勢的強項。共和黨被認為是“爹地黨”（把熏肉帶回家，避開外來的攻擊），而民主黨則被認為是憐貧惜弱的“媽咪黨”。曆史上的大部分時間——除了引人注目的20世紀80年代——共和黨都討厭赤字。在《保守派的良心》一書中，戈德華特認為，隻有在打算削減開支的時候才應該減稅。20世紀80年代，紐特·金奇《與美國簽約》的中心內容是平衡預算。而現在小布什造成了巨額的赤字。回顧2000年，在總統競選辯論中，小布什曾被問及如果當選總統，打算用預算盈餘做什。他回答說自己會用一半的盈餘來加強社會保障，1/4的盈餘用於“重要項目”，還有1/4用於減稅。他顯然沒有達到這一目標。比爾·克林頓離任時，預計未來10年的累積盈餘額將達5.6萬億美元。2003年8月，國會預算局預測，未來10年的赤字將高達1.4萬億美元。

    赤字既比表麵上看要好，又比表麵上看更糟。就積極的一麵來說，經濟低迷時期出現赤字沒什不對。實際上，那被看成是政府為減輕衰退的影響而采取的措施。同樣，按照經濟比例來看待這些數字會更加公平。就這些標準而言，小布什2004年計劃的占國內生產總值4.3%的赤字額，依然小於1983年根創紀錄的占國內生產總值6%的赤字額。盡管民主黨人抱怨盈餘都浪費在減稅上了，但按照美國國家管理和預算局的說法，新的減稅隻占到整個財政逆轉發展的1/4，額外支出也占1/4，其餘的一半是因為經濟低迷，這把美國國家管理和預算局的經濟預測弄得一團糟了。

    然而，有兩個原因也使這些數字顯得糟糕得多。第一，這些並不是真實的數據。2003年，小布什政府能夠在國會通過第二個大減稅計劃的唯一辦法，就是參與安然會計事件。據官方說，許多減稅都是臨時性的。但如果你認為稅收還會恢複，那就太可笑了。沒有一個政客會提高稅收（盡管這是他們想做的事情）。去除這些虛幻的餘暉，10年的赤字增加了1.9萬億美元，加上其他合理的預期開支——替代性最低稅（Alternative Minimum Tax）和醫療保險等方麵更多的開銷——未來10年，官方的赤字數額將達到5萬億美元。未來10年，美國的赤字平均將占國內生產總值的3%，不會輕易回到信貸狀態。

    第二個更大的擔憂是，從2010年開始，嬰兒潮的一代逐漸退休，從而對社會保障和醫療保險形成巨大的壓力。這個數字是驚人的。2003年，美國企業研究所的一項研究顯示，美國的流動負債（unfunded liabilities）達44萬億美元，是國內生產總值的4倍；單單醫療保險就耗光了其中的20萬億美元。小布什政府對此挑戰並沒有未雨綢繆，而是設法逃避。事實上，小布什政府2003年大規模擴大了醫療保險，為退休人員提供藥品補貼，卻沒有進行任何根本性的改革。美國企業研究所的研究報告還認為，如果等到2008年再來決定權利的問題，屆時美國的總負債將增加到54萬億美元。

    從根本上說，管理不當和即將為人所知的“小布什赤字”問題歸結到一點，就是開支。開支以大約8%的比例跳躍式增加，遠遠高於克林頓時期的水平。當然，“9·11”事件、國土安全和伊拉克戰爭對此都有影響，但並非如想象的那樣大，這些方麵的開支不到全部增加開支的一半。羅納德·根也曾減稅並增加開支，許多保守派用這一事實安慰自己。但越是對此進行比較，小布什就越沒有優勢。根用不著擔心嬰兒潮一代，並且在其任期的前兩年使用過15次否決權，真正地努力使政府規模縮小。相反，小布什在任期的前四年沒有動用過一次否決權。

    共和黨的缺乏節製不僅限於白宮，國會也慫恿小布什在醫療保險上大肆揮霍。在地方上，共和黨的政客也比民主黨更加大手大腳。到2002年，過去5年，共和黨控製的州議會每年平均增加6.54%的開支，民主黨控製的州議會則是6.17%。如果州議會分裂，或兩黨各控製州參眾兩院中的一院，則開支增加得最緩慢——“僅僅”為每年6%——印證了分權政府通常是控製開支的最好製動器。

    為什共和黨甘願損害自己在財政上審慎持重、精打細算的好名聲呢？右派的辯解是：通過龐大的赤字長期限製政府規模的擴大，這樣，以後的民主黨政府就將無錢可花。即便真的如此，這種政策明智嗎？這就好比姐夫過於貪杯，因此就在陣亡戰士紀念日的周末他來造訪之前，把家所有的酒都喝光。堅信限權政府的人們不應該以一種非正當的方式——產生不必要的財政危機結果——來引進限權政府。

    K街的保守主義與紅色的喬治

    造成這種經濟管理不當的一大原因，是小布什本能地傾向於站在大企業一邊。在一個青睞工商業的國家，青睞工商業之舉無可厚非。但如果隻是一味地迎合某些企業——回報朋友而非促進競爭——那就有問題了。

    小布什當政的時候，華盛頓很少有哪些地方的人們像K街那些人那樣快樂無比。這是公司遊說團體落腳的地方，是律師們安身立命的地方。在這，人們別出心裁地把國家的金錢轉移到幾個精心挑選的委托人手中。2002年增加鋼材和針葉木材的進口稅，受到相關產業的極大歡迎，但很難說這種做法有助於共和黨自由貿易政黨形象的樹立。2002年的農業法案甚至增加了價格控製的內容（這種控製是蘇聯式的做法，因而是“反周期”的）。實際上，這使得此前嚐試讓政府從農業中脫身的做法發生了逆轉。總的說來，農業法案使納稅人在未來的10年少繳納1 800億美元的稅款，其中的大部分都將落入各種大農業企業的手中。

    最糟糕的是取悅能源產業的行為。我們暫且把所有有關全球氣候變暖的理論爭論擱在一邊，盡管有時候小布什的觀點是有道理的。從K街那些人的角度來看，能源政策向來冗長無用。迪克·切尼的能源計劃基本上是由能源業起草的，而這個方案對於政策的製定來說談不上理想，尤其是有成員正好在安然公司工作。2005年初，最終討論的法案中包括了對所有的能源公司進行補貼的內容——從向使用聯邦土地的礦物燃料公司收取更低的費用，到僅僅為了建廠和管理工廠而針對核工業的貸款擔保。為了使這筆錢在國會過關，共和黨把大量的錢投入綠色環保補貼中——以能源效率、替代能源以及K街的人喜歡的其他術語的名義發放更多現金——把民主黨給收買了。正如卡托研究所的傑·泰勒（Jerry Taylor）所說，這是一個“說客皆大歡喜”的法案。

    K街的保守主義的作用不僅在於讓企業界得到好處。共和黨正在把K街變成其政治機構的組成部分。直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K街都還是一個兩黨共存的地方。遊說公司會盡量同時雇用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民主黨之所以有更多的斬獲，僅僅是因為戰後的大部分時間該黨控製了國會山。但隨著1994年共和黨掌管國會，情形發生了變化。那時的共和黨眾議院多數黨黨鞭湯姆·迪萊和格羅弗·諾奎斯特決定發動“K街計劃”來加強這一優勢。他們直截了當地告訴說客，要雇用更多的共和黨人，要承受在國會山遭冷落的風險。

    遊說產業同共和黨交織在了一起。共和黨上一任黨主席埃德·吉萊斯皮（Ed Gillespie）就是一位主要的說客，密西西比州的新任州長、共和黨人黑利·巴伯（Haley Barbour）也是。K街的新任命幾乎全是共和黨人。剛在賓夕法尼亞州當選參議員的克·桑托勒姆每周二上午都會與十來位共和黨說客開會商討K街的職位問題。共和黨與K街糾纏在一起之日，正好是說客達到前所未有的影響力之時。1968年，K街隻有62位說客，現在則達到了21 000人。他們不僅影響了議員們，而且已經開始為他們籌款了。

    尼古拉斯·康弗索爾（Nichos Confessore）認為，共和黨人決心要利用K街，這與當年富蘭克林·羅斯福及其繼任者利用政府以謀求民主黨優勢並無二致。民主黨在其輝煌的時日利用自己對政府機器的牢牢控製，向忠誠的選民支持者——窮人、老年人，最後是少數族裔——進行施舍，也為基層戰士提供工作崗位。現在，共和黨利用自己對K街和更大範圍的工商界的支配，建立了一個可以同羅斯福的政府機器相比肩的私人部門。共和黨向工商企業發放政府合同，充實了自己的金庫——看看醫藥業是如何從醫療保險的處方藥補助中獲益的。從國會助手到國會議員，當這些最忠誠的基層戰士退休時，共和黨在K街為他們提供大把的鈔票。